第150章 人心向背（1/2）

徐渊回想起1931年7月，长江中下游的暴雨撕开了国民党政权的“治理漏洞”。大水席卷江淮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后，洪水淹没了无数村庄与城镇，灾民人数占全国四分之一，损失高达20多亿元，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与赋税重心遭受重创。

为应对灾情，国民政府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号称将全国预算的七分之一用于赈灾，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等方式筹集了6000余万救灾款。可这些看似“充足”的投入，却在层层腐败中大打折扣——救灾款被各级官员克扣挪用，湖北某专员将200万救灾款中的50万存入私人银行，只给灾民发放发霉的粮食；美麦借款换来的小麦，被地方官员与粮商勾结倒卖，市场价每石8元的小麦，卖给灾民时却涨到15元；赈灾物资运输过程中，又被驻军扣留“充作军粮”，真正能送到灾民手中的，不足三成。

低效的赈灾让灾区乱象丛生，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相继爆发骚乱——灾民为争夺一口粮食互相斗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抢粮潮”，而国府官员除了派兵“镇压”，再无其他对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力量的高效救灾。徐渊夫妇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依托此前在欧美金融市场积累的资本，趁着大萧条期间欧美粮价低廉的窗口期，从美国批量采购小麦、玉米等粮食，还购置了药品、帐篷等物资，通过自己的运输渠道（内河船队、陆路车队）直接运往灾区。

徐渊的救灾团队不设中间环节，直接将粮食分发给灾民，还在灾区搭建临时医院，聘请医生为灾民治病，甚至组织灾民修建简易堤坝，以工代赈。这种“精准、高效、务实”的救灾方式，让数百万灾民得以存活，也让徐渊夫妇在民间赢得了“活菩萨”的赞誉。

而直到1932年5月第一次淞沪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才想起对徐渊夫妇的救灾行为进行“褒奖”——蒋介石亲自签署“三等嘉禾勋章”，派专员前往徐渊的上海办公室授予，还在报纸上刊登“表彰令”，称赞徐渊“心系家国，救灾有功”。

可面对这份迟到的褒奖，徐渊却显得十分淡漠。他当着专员的面，将勋章放在抽屉里，只淡淡说了一句：“政府若早把赈灾的心思用在实处，何至于让千万灾民受苦？”在专员离开后，徐渊对妻子陈舒妍坦言：“这枚勋章，不过是政府安抚民间的手段罢了。他们宁愿把钱花在派系争斗、官员贪腐上，也不愿真正为百姓做事。1931年水灾时，多少灾民在洪水里挣扎，政府的救灾款却在官员的口袋里生利息；如今淞沪抗战刚过，士兵们还在缺枪少弹，高层却还在为权力争来斗去。这样的政府，早已不是当初的革命队伍，我对他们，只剩失望。”

拿他的亲身经历来说，徐渊某次从重庆考察后方产业返回上海，途经江西某县城，本想歇脚补给，却撞见一场让人心寒的闹剧——县党部正举办“剿匪捐”摊派大会，十几个穿西装、戴礼帽的官员围着商户们威逼利诱。杂货店老板哭诉自家刚遭水灾，实在拿不出钱，一个肥头大耳的官员竟直接掀了他的柜台，指着鼻子怒斥：“剿匪是为保你们平安，连这点钱都舍不得，是不是想通共？”

他躲在茶馆里静观，只见官员们收上来的银元，一半被麻利地装进私人皮箱，另一半才由士兵护着往县城外运。后来与茶馆老板闲聊得知，这“剿匪捐”每月必收，可山里的土匪未见减少，县党部的人却个个盖起了新洋房。更荒唐的是，县里粮仓明明囤着去年的余粮，却始终不肯开仓救济因旱灾断粮的村民，理由竟是“要留着给剿匪部队当军粮”；可徐渊亲眼看见，有官员半夜用马车将粮食拉去黑市，以高价倒卖牟利。

另有一回在南京，徐渊为给后方工厂办理手续，专程前往行政院拜见一位司长。抵达办公室时，屋内空无一人，里间却传来阵阵麻将声。他推门而入，只见司长正与几个商人模样的人围坐牌桌，桌上堆着一沓沓钞票。见徐渊进来，司长毫不避讳，只挥挥手让他在外等候。事后徐渊才知晓，那几位商人是为办理“进口设备许可证”而来——只要在牌桌上“输”够数额，原本需等三个月的手续，三天便能顺利办妥。

最让徐渊揪心的，是淞沪抗战刚结束那阵。他专程前往慰问前线退下的士兵，一个断了胳膊的小兵对他说，他们在前线坚守阵地时，曾三天没吃上热饭，子弹也严重短缺；可后方的军需官，竟将本应送往前线的棉衣和罐头偷偷运去变卖，还满不在乎地说“打仗哪有不饿肚子的”。与之形成刺眼对比的是，住在上海租界里的国民党要员，抗战期间依旧歌舞升平，酒店里天天摆着宴席，丝毫不提前线士兵的疾苦。

还有一次，徐渊与一位曾参加过北伐的老军官共进晚餐。老军官喝醉后，叹着气对他说：“当年我们跟着队伍打军阀，睡草垛、喝冷水都心甘情愿，就盼着天下太平，百姓能过好日子。可现在呢？当官的只想着捞钱，当兵的只想着欺负老百姓，这跟当年的军阀有啥不一样？”老军官的这番话，恰好道出了徐渊心中长久憋闷的想法——此时的国民党，早已丢了当初的革命本心，满脑子只剩下权力与利益的算计，这样的政党，又怎能指望它撑起风雨飘摇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