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华侨们的态度变化（2/2）

国民党的报纸上，红军永远是“共产共妻”的妖魔形象；而那些从国内逃出来的地主、商人，又带着自身的阶级偏见，添油加醋地描绘苏区的“恐怖”。南洋精英们就像被蒙住双眼的投资者，只能依靠这些扭曲的信息来判断“红军”这个标的——既看不到苏区土地革命背后农民翻身的真实图景，也不知道中共正在酝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无法预见长征将如何重塑中国革命的格局。他们眼中的“做空”，看似是理性的风险规避，实则是被局限的认知所困。

徐渊张了张嘴，想跟岳父解释些什么，却又把话咽了回去。他知道，此刻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没有亲眼所见的事实，没有足以颠覆认知的证据，仅凭自己的几句话，根本无法打破阶级与信息筑起的高墙。就像岳父永远无法理解真正穷人生存的艰难，南洋精英也很难相信，共产党的纲领并非要摧毁一切，而是在为另一种未来铺路。徐渊只能沉默地看着岳父，看着他因焦虑而紧锁的眉头，心里清楚，要改变这一切，还需要等待历史给出答案。

陈济晟指尖捻着一枚刚拆封的南洋雪茄，烟丝的醇厚香气在空气中散开时，他忽然笑道：“上月李宗仁派专人来新加坡，想请我们商会凑笔钱修梧州到南宁的公路，条件是给三年的航运特许经营权——你猜最后怎么着？光是吕宋的几个糖商，就把份额抢光了。”

徐渊端着茶盏的手顿了顿，眼底掠过一丝了然。岳父口中的“抢份额”，在他看来正是南洋精英对地方势力的精准投资。他清楚这些上层华人的算盘：比起南京政府那些虚浮的“建国承诺”，桂系、粤系手里的“资产”实在得多——李宗仁掌控着广西的锡矿和西江航线，陈济棠握着广东的海关税收和珠三角市场，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标的”。就像岳父去年给粤系捐了两艘小火轮，转头就拿到了广州至马尼拉的蔗糖专营权，年底分红时，利润比买南京政府公债高了足足三倍。这种“投钱就给现回报”的模式，对精于算计的南洋精英来说，远比“等待国家统一后的长远收益”更有吸引力。

“地方上的人倒是爽快，说一不二。”陈济晟呷了口茶，语气里带着几分赞许，“去年跟滇军的龙云谈铜矿合作，拢共就见了两次面，合同就签了——哪像南京那边，部门多如牛毛，批个文件能拖仨月，最后还得给经办人塞红包。”

这话戳中了徐渊心中的关键。南洋精英青睐地方势力，本质是在规避“系统性风险”。南京政府的“大盘”太不稳定，“攘外安内”的战略摇摆、派系间的明争暗斗，像极了一家管理层内耗严重的公司，投资者永远猜不透下一份“财报”会爆出什么雷。而地方实力派就像业绩稳定的“细分赛道龙头”：他们地盘固定，需求明确——要军费、要基建、要发展地方产业，只要南洋精英拿出资本和技术，就能快速达成合作。给桂系修公路，换航运特权；给粤系投工厂，拿市场垄断权；给滇系注资矿山，分开采利润——每一笔投资都目标清晰，风险可控，恰好对冲了中央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

徐渊看着岳父指尖袅袅升起的烟圈，忽然想起前几日看到的一份南洋商会报告：仅1933年，投向桂、粤、滇三省的资本，就比上一年增长了近四成。这背后，藏着更精明的“地缘套利”逻辑。南洋精英握着国际市场的信息差——他们知道欧美对锡矿、橡胶的需求看涨，清楚新式纺纱机的技术参数，而这些对急于壮大实力的地方军阀来说，是求之不得的稀缺资源。就像吕宋糖商给李宗仁投钱修公路，表面是支持基建，实则是看中了广西通往越南的陆路通道——修好公路后，他们的蔗糖能直接通过越南海防港出口，避开广州湾的高关税，单这一项“套利”，每年就能多赚数十万银元。

“只是地方势力终究一盘散沙，怕不是长久之计。”陈济晟忽然皱起眉，像是自言自语。徐渊心里一动，岳父这话倒是点破了这种投资模式的隐忧——地方实力派的“小而美”，也意味着抗风险能力弱，一旦遭遇日军入侵或中央政府打压，手里的“资产包”随时可能贬值。但他没说出口，只是轻轻点头：“眼下的安稳，本就是乱世里最难得的。”他知道，南洋精英的选择从来不是“选最优解”，而是“选最稳妥的解”，就像在风浪里行船，先抓住手边的浮木，再谈航向远方。

南洋华人的上层终究不是好忽悠又被拿捏的国内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