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进步的模式（2/2）

但徐渊的工厂像一扇窗，让外界看到：中国工人能独立组装出与外国同等精度的纺织机，中国技术人员能解决连外国专家都头疼的设备故障，那些曾被视为“神秘”的技术，不过是需要耐心学习和反复实践的知识。当有人参观他的机器厂，看到中国技师拿着图纸，有条不紊地调试自主生产的零件时，曾经的“技术崇拜”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们也能做到”的底气，民族自卑的阴霾，也在这样的实际例子面前，一点点被驱散。

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让企业逐步挣脱了对特定外国技术的依赖。徐渊从不满足于“会用”外国设备，而是执着于“吃透”技术：他的研发团队会把进口机器拆解得七零八落，测绘每一个零件的尺寸，分析每一种材料的成分，再结合生产实际进行改良。

以纺织业为例，过去中国纺织厂的机器易损件——比如梳棉机的针布、细纱机的罗拉——全靠从海外紧急空运，不仅价格高昂，还常常因为海运延误、时局动荡断供，一旦零件短缺，整条生产线就得停工。

而徐渊的机器厂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这些易损件的生产技术：他们选用更贴合中国棉花特性的钢材制作针布，调整罗拉的表面处理工艺以适应南方潮湿的气候，生产出的易损件不仅成本比进口低了三成，使用寿命还比原厂零件长了近一半。如今，他旗下的纺织厂仓库里，常年储备着自主生产的易损件，再也不用为了一个小小的零件，焦急地等待来自海外的航班，更不用看外国供应商的脸色。

而《徐氏工业标准》的诞生，更是这场“主权收复”的关键一步。

在此之前，中国工业界没有自己的标准，评判一个零件是否合格、一台机器是否达标，全凭欧美标准说了算——有时欧美企业悄悄修改了标准，中国工厂直到产品出口被退回，才知道自己“不合格”。徐渊组织技术骨干，结合自己企业的生产实践、中国的原材料特点和市场需求，制定出了《徐氏工业标准》：小到一个螺栓的螺纹间距，大到一台纺织机的整机性能，都有了清晰、具体的指标。

比如在纺织机易损件的标准里，他特意增加了“适应高温高湿环境”的条款，这是欧美标准里从未考虑的，却恰恰契合了中国南方纺织厂的生产环境。这意味着，徐渊的企业不再需要拿着欧美标准当“圣旨”，而是有了自己定义“合格”的能力——只要符合《徐氏工业标准》的产品，就能满足国内生产的实际需求，甚至比按欧美标准生产的产品更适配。这场悄无声息的“主权收复”，就这样让徐渊的商业帝国，成为了当时中国工业自主的一块坚实基石。

二十世纪动荡的时局里，炮火的阴影早已笼罩在实业的上空——徐渊亲眼见过上海滩企业主杨树浦的工厂在战火中沦为废墟，设备被炸毁在车间，仓库里的零件化为灰烬，更见过那些依赖外国技术的工厂，一旦厂房被毁便彻底断了生路，再也没能重新开工。他比谁都清楚，有形的厂房、机器终会被炮火吞噬，但无形的人才，却是唯一能穿越硝烟、永远无法被摧毁的核心资产。

那些在他的体系里成长起来的熟练工人与工程师，本身就是一座座“移动的工厂”：老车工闭着眼都能摸准机床的进给量，仅凭手感就能判断零件的精度是否达标，哪怕没有完整的图纸，也能凭着记忆复刻出关键部件的尺寸；年轻的工程师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满了设备拆解的细节、故障排查的流程，甚至能徒手画出复杂的机械结构图。

曾经有一次，下属忧心忡忡地问他“若是厂房没了该怎么办”，徐渊指着车间里正在调试机器的工人说：“只要他们还在，哪怕找个废弃的院落，搭起简易的工棚，凭着他们手里的技术，就能让机器重新转起来，让生产重新开始。”而他一手搭建的培养体系，更不是依附于某座厂房的零散方法，而是一套能落地、可复制的“生产恢复蓝图”——从学徒的入门教材到技师的考核标准，从设备维修的流程手册到技术传承的师徒制度，每一步都被清晰地固化下来。

未来即便遭遇流亡与重建，只要带着这套体系和核心人才，就能在新的土地上快速搭建起培训课堂，让新人沿着成熟的路径成长，让停滞的生产迅速重启，无需再依赖外国的技术支援，更不用在废墟上从零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