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影响与暖心日常（1/2）

总结而言，徐渊留住外籍骨干传授技术、倾尽心力培养本土人才，绝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商业实体高效运转——在那个中国工业普遍依附外国资本、技术空心化的“荒漠”里，他的产业是唯一一块拥有独立生态的“绿洲”。这片“绿洲”里，有自己能独立操作设备的工人，有能自主研发零件的工程师，有能摆脱外国依赖的生产链条，更有一套能自我造血的人才培养机制。

别的工厂靠外国洋行供给零件、靠外国专家解决故障，一旦外部支援中断便寸步难行；而他的工厂里，工人能自己修复机床，工程师能自己改良工艺，哪怕断了外国的供应，也能靠着内部的技术循环维持生产，这份“不依附”的独立性，正是当时中国工业最稀缺的生命力。

他用自己的实践，向整个时代证明：中国工业的出路从不在依附外部资本的温床里，不是靠着买办手里的渠道进口外国设备，更不是靠着外国人的“监工”维持生产；真正的出路，在于扎扎实实地培养自己的人，让中国人把技术握在自己手里，走出一条属于中国工业的自主之路。

那些在他的工厂里成长起来的技术人才，是他在乱世中最珍贵的“家底”——他们不会像机器那样被炮火摧毁，反而能带着技术在动荡中扎根；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徐渊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悄悄保存下来的一簇工业火种。

在那个“买办”们忙着靠信息差赚快钱、靠垄断渠道谋私利的时代，徐渊没有选择同流合污，而是甘愿做一位“播种者”：他播下的是技术的种子，是自主的种子，更是中国工业未来的种子。这些种子后来或散落到各地的工厂，或参与到新的实业建设中，用他传授的技术与模式，为中国工业的崛起打下了最初的根基——而这份“播种”的远见与担当，恰恰比任何商业财富都更坚实，奠定了他作为近代中国真正“实业巨头”的核心地位……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后的重庆，还没等来冬雪，深秋的寒意却已像细密的网，浸透了山城的每一寸肌理。风裹着江面上的湿意，刮过南岸区的街巷，最终攀上南山——南山公园路10号的徐家大院，就静立在这片微凉里。

南山之上，梧桐的阔叶早落得只剩零星几片，枯黄的残叶挂在遒劲的枝桠间，风一吹便打着旋儿落在青石板路上，积起薄薄一层；一旁的黄桷树更显苍劲，深褐色的枝干像被岁月打磨过的铁，光秃秃地指向天空，枝节间还缠着几缕未散的灰白雾气。

天是灰蒙蒙的，云层厚得像浸了水的棉絮，只有午后的阳光肯勉力挤出一道缝隙，斜斜地洒下来，给徐家大院的青砖灰瓦镀上一层淡金。青砖缝里还嵌着去年的枯草，被阳光晒得泛出浅黄；瓦檐下悬着的铜铃，偶尔被风碰响，声音清浅得像怕打破这份静。院中的天井里，几株晚开的菊花倒透着股执拗——鹅黄的、浅白的花瓣舒展着，即便风里带着凉意，也仍执着地吐露着清淡的香，花瓣上沾着的晨露还没干透，在稀薄的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徐渊这一年几乎脚不沾地：从纺织厂选址，到北方机器厂的技术对接，再到各地原料渠道的打通，每一件事都要他亲力亲为。如今总算熬到产业布局初定，车间的机器转得稳了，技术团队也能独当一面，各项事务终于暂入轨道。他难得心无挂碍，一早便让管家推掉了下午所有的会面与电报往来，只想把这片刻的闲，完完全全交给家里的时光。

他没去楼下那间摆着红木桌椅、挂着西洋钟的正式大客厅——那里总带着几分待客的拘谨。反倒拾级而上，进了二楼朝南的小书房。这间屋子比大客厅小些，却更得他心：墙面贴着浅米色的墙纸，墙角立着一排深胡桃木书架，架上除了机械图纸和工业书籍，还摆着几册线装的诗集；朝南的窗安着双层玻璃，挡住了窗外的寒意，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窗格的影子，暖得让人想犯困。

徐渊穿了件深灰色的羊绒开衫，料子是去年从伦敦捎来的，柔软地贴在身上，袖口处磨出了一点细微的毛边，倒显得更家常。他陷在窗边的深棕色皮沙发里，沙发垫被坐得有些松软，带着他熟悉的温度。手边的梨花木小几上，放着一杯刚泡好的滇红，白瓷杯口袅袅地飘着轻烟，茶汤是深浓的琥珀色，凑近能闻到醇厚的茶香。

窗外本该是好景：嘉陵江的水泛着苍绿的波，江面上偶尔有几艘乌篷船慢悠悠地划过，留下一道浅痕；对岸的屋宇层层叠叠，黑瓦白墙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像一幅晕染的水墨画。

徐渊的目光没在窗外多作停留，反倒温柔地落回室内——书桌一角摆着小儿子今早画的蜡笔画，画里歪歪扭扭的“爸爸”旁边，还站着一朵比人还高的菊花；桌沿搭着妻子刚织了一半的浅灰色围巾，毛线团滚在旁边，沾了点阳光的暖意。这满室的细碎烟火，比窗外的江景更让他觉得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