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迫在眉睫（2/2）

1935年4月的春风，吹过重庆郊外山道上的新草，却吹不散徐渊心头的寒意。杜心五离开了，去了他认为可以实现自己修行意义的地方。徐渊则回到后院，立在书房窗前，指尖按着案头一张磨得发毛的《全国行政区划图》，指腹划过东北的黑土、热河的草原、冀东的平原，每一寸被红铅笔圈出的区域，都像烧在皮肉上的烙印——那是日本人四年来，凭着枪炮与阴谋，从中国版图上硬生生啃下的血肉。

他的目光先落向最北端的东北，喉结猛地滚动了一下。四年前的9月，也就是1931年九一八那天夜里，沈阳城外柳条湖的一声爆炸，成了东北沦陷的开端。日本关东军借着栽赃的由头突袭北大营，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像把钝刀，让东北军主力眼睁睁看着日军长驱直入。不过一周多光景，辽宁省的沈阳、吉林省的长春这些核心城市就插满了太阳旗，辽、吉两省的腹地几乎全落了敌手。徐渊还记得，当时他在上海厚生慈善会安置流民处听东北来的学生哭诉，说日军进城时，街上的商铺被抢得精光，一位练了半辈子查拳的师父，为了护着馆里的牌匾，被日军的刺刀挑穿了肩胛骨。

指尖往北移，触到黑龙江省的地界，徐渊的指节微微发紧。1931年11月19日，日军打齐齐哈尔，代理省主席马占山带着部队在江桥硬拼——那是东北军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据说马将军亲赴前线，用步枪毙了三个日军军官，可终究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后只能撤退。齐齐哈尔陷落后，黑龙江全省也渐渐被日军攥在手里。徐渊曾在南京厚生武术交流会上见过马占山的旧部，那人断臂拄着拐杖，说起江桥的炮火时，眼眶红得像要滴血：“弟兄们用大刀砍翻了不少鬼子，可人家的坦克一上来，咱们的拳脚再硬也顶不住啊。”

视线顺着东北往南移，热河省的轮廓在地图上像块被撕烂的补丁。1933年2月，日军带着伪满军队打过来，省主席汤玉麟没放几枪就带着细软溃逃，国民政府的援军还没赶到，热河全境就丢了——那里可是长城的屏障，丢了热河，日军的枪口直接对准了长城防线。徐渊想起当时中央国术馆的几位教头联名请战，想带着弟子们去长城守关，却被“先剿共、后抗日”的命令压了回来，馆里的拳师们气得把练功用的石锁砸在地上，骂声震得梁上灰尘直掉。

手指往下滑，停在河北省东部，那里被画了一道粗粗的虚线，标注着“非武装区”。徐渊闭了闭眼，想起1933年5月31日那份《塘沽协定》——国民政府签的字，等于明着承认日军占了东北和热河，还把冀东20多个县划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能驻，日军倒能自由出入。他见过从冀东逃来的百姓，说那里的伪政权逼着百姓学日语，街上的孩子唱着日本歌谣，卖菜的老农因为说不出“太君”二字，就被扇得满脸是血。这哪里是“协定”，分明是把华北的门户亲手打开，让日本人的马蹄能随时踩进北平、天津。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察哈尔省东部，那里的多伦、宝昌等县镇，也被红圈标了出来。从1933年10月起，日军就带着伪满军队不断袭扰，抢粮食、拆民房，把村镇烧成废墟。到如今1935年4月，这些地方已经被日军控制得稳稳当当，听说他们在多伦建了兵站，屯了大批军火，摆明了是要进一步往华北腹地钻。杜心五谈及此处，悲愤不已，察哈尔的蒙汉同道在山里组织民团，没枪没炮，就凭着查拳、戳脚跟日军拼，可每次偷袭都要付出成倍的伤亡。

徐渊缓缓收回手，地图上的红圈密密麻麻，像一张织满了血泪的网。东北全境——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再加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这些地方，早在1932年3月就被日本塞进了伪“满洲国”的壳子里。溥仪那个傀儡在长春（被日本人改叫“新京”）当“执政”，实则连出门都要被日军监视，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兵工厂和粮仓，无数矿工被折磨致死，无数粮食被运去喂饱侵华的军队。

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只觉得胸口堵得发慌。桩桩件件，没有一件不暴露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全面侵华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可国民政府的衮衮诸公，还在把大批的兵力、粮草耗在“剿共”上，对沦陷区的同胞不管不顾，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只懂妥协退让。

徐渊想起上海租界里见过的流民，想起北平街头卖儿卖女的百姓，突然明白——民心早就凉了，这些被占的领土、受辱的同胞，还有一次次的妥协退让，都在为不久后的变局埋下引信，只等一个火星，就能烧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