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齐聚核心骨干（2/2）

经理团骨干居于会议桌中段的核心位置，与主位的徐渊遥遥相对。何茂才坐在徐渊左手第一位，他穿着件深灰绸缎马褂，领口系着老式盘扣，花白的鬓角梳理得一丝不苟。作为从徐明远时期便跟着打拼的老人，他见证了徐氏从一家纺织行扩张至跨国实业的全过程，面前摊开的总览文件足有三寸厚，边角用牛皮纸包着，密密麻麻的批注里，既有对纺织、航运等老业务的精算，也有对新兴矿场、工厂的规划。他右手边的赵琛则是另一番模样，一身熨帖的浅灰西装，领带打得笔挺，辅仁大学的毕业文凭让他带着新式知识分子的干练。作为外事秘书，他面前的文件夹里夹着英文、德文、日文的电报译稿，指尖正停在一份德国机械厂商的回函上，镜片后的目光透着对信息的敏锐解读。

财务顾问李恭俭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指节在算盘上飞快拨动，算珠碰撞的脆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他面前的账簿用红绳捆着，每一页都写满了蝇头小楷，正核算着各部门提交的预算草案，嘴角因连续的加减而抿成一条直线。后勤管理贺明与物流仓储闫涛坐在稍远些的位置，两人正低声交谈，贺明的手指在一张西南地区交通图上点着——从重庆到昆明的马帮路线被红笔圈出，旁边标注着“雨季延误风险”；闫涛则翻开一本厚厚的仓储清单，指着“棉纱储备量”一栏，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着：“得提前让宜昌仓库备货，长江水位快降了。”

德裔律师汉斯·穆勒坐在会议桌右端，他的黑色西装熨得没有一丝褶皱，袖口露出的金表链在灯光下闪了闪。面前的法务文件按国别分类摆放，德国民法典、英国商事法、民国商法各占一叠，每份文件的边缘都用打孔机做了标记，方便快速翻阅。他正用银质钢笔在一份中美贸易合同上批注，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声，眼神严谨得像在法庭上质证。项目执行高康泰与生产维护潘向民则更关注技术落地，高康泰的笔记本上画着工厂流水线的草图，铅笔标注着“装配效率提升方案”；潘向民则捏着块磨损的轴承样本，低声和身旁的机械专家讨论着材质改良，指腹摩挲着轴承上的细小花纹。

技术专家团队坐在会议桌左侧，他们的座位前没有过多文件，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实物样本与图纸。机械专家石志坚面前摆着个拆开的蒸汽机模型，黄铜零件在灯光下泛着金属光泽，他正用镊子夹着个齿轮，向旁边的冶金专家米复比划：“这齿面磨损太快，得用铬钢才行。”米复则推过一张矿石成分化验单，上面的化学符号密密麻麻，他指着“锰含量”一栏，声音带着金属般的质感：“遵义矿的锰纯度够，但运输成本得再压一压。”

化工专家叶斯辛的白大褂袖口沾着几点褐色的试剂痕迹，面前的烧杯里还残留着透明液体，散发着淡淡的乙醚味。他正低头看着一份染料配方，钢笔在“硫化黑”的工艺参数旁打了个问号。医药专家蔡秀波的文件夹里夹着晒干的草药标本，杜仲、当归、三七分门别类，她轻声对农林专家杜子清说：“南川的药圃该扩种了，最近订单里的止血粉需求涨了三成。”杜子清的笔记本上画着梯田的草图，标注着“水稻与油桐套种方案”，闻言点了点头，指尖在“亩产预估”上敲了敲。

情报与风控人员坐在会议桌的最末端，位置虽偏，却像蛰伏的猎手般敏锐。商业情报负责人吴观正面前摊着一叠剪报，《申报》《大公报》《泰晤士报》的财经版面被红笔勾出重点，他正用放大镜看着一则关于日本纺织业扩张的短讯，眉头因发现某个隐晦的数据而微微挑起。风险评估胡鹏生则在一张表格上打分，从“政策变动”到“原料短缺”，二十余项风险因素后都标着概率数值，他用红笔在“日军封锁长江航运”一项旁画了个醒目的星号，笔尖重重戳了戳纸面。

区域负责人沿着会议桌两侧依次落座，每个人面前的水杯里都泡着本地的沱茶，茶汤浓得发黑。北部的黄振宇穿着件防风寒的羊皮坎肩，他的汇报文件里夹着张平津地区的工厂分布图，指着天津纺织厂的位置说：“最近那边的税卡查得严，得找商会疏通。”南部的杨焕则操着一口广东腔，手里捏着张香港码头的装卸清单，语速飞快地说着：“南洋的橡胶运进来了，就是船期比预计晚了三天。”

东部的柯启航带来了上海法租界的消息，他的西装口袋里露出半截电报，上面印着“棉纱价格波动”的字样，声音压得很低：“英美洋行在抛售库存，咱们得趁机囤点。”西部的唐佑毅则更关心川滇边境的矿场，他的笔记本上贴着张手绘的矿洞草图，标注着“铜矿品位”与“运输路线”，说：“昭通的矿脉得加派人手，最近有山匪盯着。”

协调南洋事务的董蕃带着一身海腥味，他的文件夹里夹着张马来半岛的地图，上面用红笔圈出橡胶园与锡矿的位置，正低声和负责欧美事务的罗胜辉交流——罗胜辉的公文包里装着纽约股市的行情表，指着“钢铁期货”的曲线说：“美国那边的价格在跌，或许可以趁机进口一批设备。”

雨声敲打着会议室的玻璃窗，汇成一片持续的白噪音。所有人的目光都不自觉地投向主位的徐渊，等待着这场会议的核心议题。楠木桌的倒影里，三十余道身影沉默伫立，如同撑起这座实业帝国的钢铁支架，在1935年的风雨飘摇中，预备着迎接一场关乎未来的重要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