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体用激辩 范式初移（2/2）

“陛下，诸位大人。程公之忧，臣深理解。然其将‘器用’与‘道体’截然对立，臣以为不然。我华夏文明，自古便有‘道器不二’、‘体用一源’之智慧。《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无器，道何以载？无道，器何以正？”

他列举历代先贤，从墨子之机关到张衡之地动仪，阐明“格物致知”本就是儒学传统的一部分。

“今之西学，其‘器’甚利，其‘法’甚密，正可为我‘格物’之助，补我‘致知’之方。我等学习、翻译、运用西学，非是‘以夷变夏’，实乃‘以夏化夷’——以我华夏博大包容、生生不息之文明主体，去消化、吸收、转化一切有益之外来养分，犹如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

他最后掷地有声：“故臣以为，当今之‘体’，乃是我华夏文明历久弥新、自强不息之精神本体；当今之‘用’，乃是为强此‘体’而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之一切有效方法与知识，无论其来自往圣先贤，抑或泰西诸国。明此‘体’，方能善择其‘用’；达于‘用’，方能固我之‘体’。此即臣所主张之‘明体达用，守正创新’！”

林凡的奏对，情理兼备，格局宏大，既回应了守旧派的忧虑，又为自强事业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石。皇帝听罢，沉吟良久，当廷表态：

“林爱卿所言，深得朕心。我大晟开国，本有胡汉融合、海纳百川之气度。今之自强，非弃我根本，实为固我根本。西学之器用之学，确有可取，当以我为主，择善而从。至于士子学人，更当秉持‘经世致用’之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方不负圣贤教诲，不负国家厚望！”

皇帝的金口玉言，一锤定音。尽管争论不会就此消失，但“明体达用，守正创新”这八个字，从此成为了官方对“中西体用”之争的最高定调，为所有学习、研究、应用西学的人，撑起了一把保护伞，也划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一切“用”的探索，都不能损害“体”的尊严与核心。

经此一场高层级的思想交锋，风气为之一变。

格物大学堂的师生们，腰杆更直，底气更足。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将传统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思想，与近代科学方法论进行对话与融合，探索建立属于大晟自己的“新格物学”体系。

而像程文瑞这样的守旧派，虽未必心服，却也暂时偃旗息鼓，至少不能再公然以“以夷变夏”的大帽子进行打压。

更重要的是，一种更具主体性、更富建设性的学习心态，开始在士林中缓慢滋生。许多人开始思考：如何真正地“化西学为中学”，而非简单地“师夷长技”。

夜色深沉，林凡于书房中，审阅着格物大学堂根据“明体达用”精神，重新修订的《学堂宗旨与课程序论》。

顾莲舟为他换上新茶，轻声道：“今日经筵之上，夫君一番话，可谓定鼎之论。”

林凡放下文稿，揉了揉眉心，喟然一叹：“不过是将水面下的冰山，勉强描出个轮廓罢了。体用之争，关乎文明走向，岂是一席话能彻底定论的？日后之碰撞、融合、创新乃至反复，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目光却仿佛穿透黑暗：“然，有此一论，至少为这艘正在驶向未知海域的巨轮，校准了最基本的航向——知道我们从何处来，知晓我们要往何处去，明白我们凭借什么去闯荡那惊涛骇浪。这，便足够了。”

一场关于“名”的争议，最终引向了关于“道”的激辩。思想领域的“破冰”，其艰难与深远，丝毫不亚于政治与技术的变革。但正是这艰难的交锋与艰难的共识，才为一个文明真正的“自强”与“新生”，铺垫着最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