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上古政治理想与文明基因（2/2）

韩非子在《韩非子?说疑》中明确提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他认为尧并非主动传位给舜，而是被舜逼迫；舜也并非主动传位给禹，而是被禹逼迫。韩非子的观点，源于法家 “人性本恶”“权力至上” 的核心思想 —— 在法家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是 “利益博弈”，君主的权力必然会引发争夺，“禅让” 只是 “弑君” 的美化说法；

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更是记载了与儒家完全不同的版本：“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 这些记载直接否定了 “主动禅让”，认为舜是通过囚禁尧、夺取权力才继位的。

为何会有这种差异？一方面，《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时期的 “非儒家史书”，未受儒家 “德治” 理念的影响，更倾向于记录历史的 “现实面”；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 “禅让” 已成为政治工具（如燕王哙效仿尧舜，将王位让给子之，结果引发内乱），法家学者可能通过批判禅让，来反对这种 “不切实际的政治模仿”，强调 “法治” 而非 “德治” 的重要性。

3. 近现代考古：陶寺遗址能否印证尧舜禅让？

近现代考古发现，为尧舜禅让的争议提供了新的线索。其中最关键的是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距今约 4300—3900 年），其年代与尧舜所处的 “龙山文化晚期” 大致吻合，且遗址中发现了以下关键证据：

都城级别的遗迹：陶寺遗址有面积达 280 万平方米的城垣、大型宫殿基址、观象台（可能用于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与尧 “命羲和制历” 的记载吻合）、大型墓葬（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礼器，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这些证据表明陶寺是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可能就是尧的都城 “平阳”；

权力更迭的痕迹：考古发现，陶寺遗址的中期文化与晚期文化存在明显的 “断裂”—— 晚期文化的宫殿基址被破坏，大型墓葬被盗掘，甚至出现了 “乱葬坑”（尸骨凌乱，有明显的暴力痕迹）。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 “权力的暴力更迭”，与《竹书纪年》“舜逼尧” 的记载有一定契合；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断裂可能是 “洪水灾害” 或 “部落迁徙” 导致，不能直接等同于 “权力斗争”。

目前，考古学界尚未找到能 “直接证明尧舜禅让” 的文字证据（如记载禅让过程的铭文），陶寺遗址的发现也只是 “间接线索”。但无论如何，这些发现表明：尧舜时期的部落联盟，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政治组织和权力结构；权力的传承，可能并非儒家所描绘的 “完全和平的禅让”，但也绝非法家所认为的 “纯粹的暴力争夺”—— 它更可能是 “德行感召” 与 “现实利益” 相结合的复杂过程。

四、文化内涵：禅让制背后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无论历史上的禅让制是 “德治典范” 还是 “权力斗争”，“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早已超越了历史事实本身，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符号。它蕴含的 “公天下”“选贤与能”“以德治国” 三大理念，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1. “公天下”：权力的本质是 “责任” 而非 “私产”

“推位让国” 的核心，是 “权力的公共属性”。在尧舜的故事中，权力不是君主的 “私有财产”，而是 “为天下人服务的责任”—— 尧放弃传子，是因为 “天下利重于一人利”；舜避让丹朱，是因为 “百姓归附重于个人权位”。这种 “公天下” 理念，与西方古代 “君权神授”（权力来自神）、“家族世袭”（权力来自血缘）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独特标识。

《礼记?礼运》中描绘的 “大同社会”，正是 “公天下” 理念的终极体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天下为公” 是 “大同社会” 的前提，而 “选贤与能”（即禅让制的核心）是 “天下为公” 的实现方式。这种理念，使得中国古代的君主始终面临着 “是否以百姓为中心” 的道德拷问 —— 即使是世袭制的君主，也需标榜 “为民做主”，否则就会被视为 “无道之君”，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民本思想）。

2. “选贤与能”：权力传承的核心是 “德才兼备”

禅让制的关键标准，是 “贤” 与 “能”—— 尧选舜，既看重他的 “孝德”（贤），也看重他的 “政务能力”（能）；舜选禹，既看重他的 “治水功绩”（能），也看重他的 “公而忘私”（贤）。这种 “德才兼备” 的选人标准，成为中国传统官员选拔制度的源头 —— 从汉代的 “察举制”（举荐孝廉、秀才），到隋唐的 “科举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其核心逻辑都是 “选拔有德行、有能力的人治理国家”，而非 “以血缘论高低”。

值得注意的是，禅让制中的 “贤” 与 “能”，并非孤立存在：“贤” 是基础（无德者不能用），“能” 是保障（无才者不能治）。孟子提出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正是强调 “德” 与 “才” 的统一。这种标准，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的人才选拔理念 —— 无论是古代的 “清官”“贤臣”，还是现代的 “好干部”，其核心评价标准仍是 “德行” 与 “能力” 的结合。

3. “以德治国”：治理的核心是 “德行感召” 而非 “武力强制”

尧舜治理部落联盟的核心方式，是 “以德化人”—— 尧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通过自身的德行感召，使部落内部和睦；舜 “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史记?五帝本纪》），通过自身的行为示范，使百姓养成 “谦让” 的美德。这种 “以德治国” 的理念，与法家 “以法治国”（依靠法律与刑罚强制百姓服从）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 “一体两翼”。

儒家将 “以德治国” 推向极致，提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君主若有德行，百姓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归附他，无需依靠武力强制。这种理念，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始终强调 “君主的道德修养”—— 君主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道德表率；君主的德行，直接关系到社会的道德风气与政治稳定。即使在法治完善的现代社会，“以德治国” 的理念也并未过时 —— 它转化为 “官员的道德素质”“社会的道德建设”，成为法治的重要补充。

五、后世影响与现代启示：从 “上古禅让” 到 “当代治理”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的影响，早已超越了《千字文》的启蒙语境，渗透到中国历史的各个层面 —— 它既是后世政治合法性的 “符号工具”，也是文化创作的 “永恒主题”，更对当代治理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1. 政治影响：禅让制成为 “政权合法性” 的符号

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禅让” 逐渐成为新政权获取合法性的重要符号 —— 即使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新王朝也往往会效仿 “尧舜禅让”，上演 “禅让仪式”，以证明自己的统治是 “顺天应人”：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通过 “禅让” 仪式登基，宣称自己是 “效法尧舜，接受汉家的禅让”；

曹魏代汉时，曹丕逼迫汉献帝举行禅让仪式，还特意说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将自己的篡汉行为美化成 “尧舜禅让”；

西晋代魏、南朝宋齐梁陈的更迭，都沿用了 “禅让” 仪式 —— 这些 “禅让” 虽然是 “假禅让”，但足以说明 “尧舜禅让” 在百姓心中的权威：只有效仿尧舜，新政权才能获得 “道德合法性”。

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近代 ——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提出 “天下为公” 的理念，其源头正是 “尧舜禅让” 的 “公天下” 思想。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到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这里的 “为中国谋幸福”“反对专制”，正是 “公天下” 理念在近代的转化。

2. 文化影响：尧舜禅让成为 “理想政治” 的永恒主题

在文化创作中，“尧舜禅让” 始终是 “理想政治” 的代名词，成为诗歌、绘画、戏曲、小说的永恒主题：

诗歌中，杜甫多次在诗中提及尧舜，如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自己希望辅佐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王，让社会回归淳朴；白居易在《策林》中提出 “五帝三王，皆由斯道，而尧舜之理，最为盛焉”，将尧舜的治理视为最高标准；

绘画中，历代画家都有 “尧舜禅让图”“舜耕历山图” 等作品，如元代画家王振鹏的《尧民击壤图》，描绘了尧统治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景，体现了对尧舜时代的向往；

戏曲中，元代的《五伦全备记》、明代的《香山记》等，都以尧舜的故事为核心，宣扬 “孝道”“德治” 等价值观；

小说中，《封神演义》将周文王、周武王描绘成 “尧舜之君”，将商纣王描绘成 “桀纣之君”，通过对比，进一步强化了 “尧舜禅让” 的理想色彩。

这些文化创作，使得 “尧舜禅让” 的理念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 “理想国”—— 即使在现实政治中难以实现，它也始终是人们对 “美好社会” 的向往与追求。

3. 现代启示：从 “禅让制” 看当代治理的核心命题

在当代社会，“禅让制” 的具体形式（君主主动让位于贤能）已不再适用，但它背后的 “公天下”“选贤与能”“以德治国” 理念，仍对当代治理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启示一：权力的公共属性 —— 以人民为中心。禅让制的核心是 “权力为天下人服务”，这与当代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当代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其本质是 “为人民服务”—— 这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摒弃 “权力私有” 的观念，将 “人民的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尧 “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那样，做到 “公而忘私”。

启示二：人才选拔的标准 —— 德才兼备。禅让制强调 “选贤与能”，即 “德才兼备”。在当代，无论是公务员选拔还是企业用人，都应坚持这一标准：“德” 是底线（如公务员的 “政治素质”“道德品行”），“才” 是能力（如专业素养、工作能力）。只有选拔出 “德才兼备” 的人才，才能确保治理的质量与效率，避免 “无德之才” 对社会造成危害。

启示三：治理方式的互补 —— 德治与法治结合。尧舜的 “以德治国” 与当代的 “法治” 并非对立，而是互补。法治是 “底线治理”，通过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德治是 “高线引导”，通过道德提升人们的素养。只有将 “法治” 与 “德治” 结合，才能实现 “标本兼治”。

六、结语：八个字中的中国文明基因

“推位让国，有虞陶唐” 八个字，看似简单，却浓缩了中国上古时期的政治智慧、道德理想与文明基因。它不仅是《千字文》中的一句启蒙口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对 “权力”“德行”“天下” 的核心回答 —— 权力不是私产，而是责任；治理不是强制，而是感召；社会不是分裂，而是大同。

尽管历史上的禅让制可能存在争议，但其背后的 “公天下”“选贤与能”“以德治国” 理念，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成为我们评判政治、道德、社会的重要标准。在当代社会，我们虽然不再需要 “禅让” 的形式，但仍需继承其精神内核 —— 以 “公心” 对待权力，以 “德才” 选拔人才，以 “民本” 推动治理。

从 “尧舜禅让” 到 “天下为公”，从《千字文》的启蒙课堂到当代的社会治理，这八个字所承载的文明基因，始终在指引着中国人对 “美好社会” 的追求 —— 这正是它历经千年而不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