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爱育黎首，臣伏戎羌 ——治国理想与文明秩序（2/2）

这种 “文化本位” 的华夷观，为 “臣伏戎羌” 提供了思想前提：边疆民族的 “臣伏”，本质上是对中原 “礼乐文化” 的认同，而非对 “种族” 的屈服。正如孟子所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用夏变夷”（用中原文化改造夷狄）是 “臣伏戎羌” 的终极目标，而非单纯的军事征服。

（2）汉唐 “华夷一家”：多民族秩序的扩展

随着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互动增多，“华夷之辨” 逐渐向 “华夷一家” 演变。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后，中原王朝开始将西域纳入治理范围，设置 “西域都护府”，但并非将西域视为 “殖民地”，而是通过 “册封当地国王、设置官吏” 的方式，实现 “以夷治夷”；汉宣帝时期，匈奴呼韩邪单于 “自请为婿”，昭君出塞，开启了 “和亲” 政策 —— 这种政策本质上是 “以婚姻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实现 “华夷一家” 的秩序整合。

到了唐代，“华夷一家” 的思想达到顶峰。唐太宗提出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打破了 “华夷有别” 的偏见；他接受突厥颉利可汗的投降后，“置顺、佑、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旧唐书?突厥传》），将突厥部落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体系，同时保留其民族习俗；此外，唐太宗还被边疆民族尊为 “天可汗”，成为中原与边疆共同的君主 —— 这种 “天可汗制度”，本质上是 “华夷一家” 的制度实践，使 “臣伏戎羌” 从 “被动臣服” 转变为 “主动归附”，构建了 “四海一家” 的多民族秩序。

2. 实践路径：“羁縻政策” 与 “文化融合” 的双重策略

（1）羁縻政策：“以夷治夷” 的弹性治理

“羁縻” 一词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羁” 是 “马笼头”，“縻” 是 “牛缰绳”，比喻统治者对边疆民族 “既约束又放任” 的治理方式 —— 核心是 “尊重民族习俗，保留自治权力，同时纳入中央管辖”。这种政策在不同朝代有不同表现：

汉代羁縻：设置 “属国”，如 “匈奴属国”“羌属国”，允许匈奴、羌等民族保留部落组织，首领世袭，只需 “称臣纳贡，出兵助战”；

唐代羁縻：设置 “羁縻府州”，全国共设 856 个羁縻府州，由当地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中央不干预其内部事务，只需 “定期朝贡”；

明代羁縻：设置 “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任命当地首领为 “土司”，“世官、世土、世民”，中央通过 “承袭批准、贡赋征收” 进行间接管理。

羁縻政策的优势在于 “弹性治理”—— 既避免了因 “强制同化” 引发的民族冲突，又实现了对边疆的有效管辖，是 “臣伏戎羌” 最主要的实践方式。例如，唐代对吐蕃的治理，虽未完全纳入羁縻府州，但通过 “和亲”（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会盟”（《唐蕃会盟碑》）等方式，实现了 “虽未臣伏，却通好” 的和平秩序，本质上仍是羁縻政策的延伸。

（2）文化融合：“用夏变夷” 的长期浸润

“臣伏戎羌” 的终极目标不是 “军事征服”，而是 “文化认同”—— 通过中原文化的长期浸润，使边疆民族逐渐认同 “中华” 身份，实现 “华夷一体”。这种文化融合主要通过三种路径：

教育传播：在边疆地区设立学校，推广儒家经典。例如，汉代在西域设置 “官学”，教授《论语》《孝经》；唐代在吐蕃设立 “国学”，吐蕃贵族子弟 “入长安学习”；清代在蒙古、新疆设立 “义学”，推广汉语汉字 —— 通过教育，使边疆民族了解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 “忠君、孝亲、仁爱”），从而增强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习俗融合：中原文化与边疆民族习俗相互借鉴。例如，唐代服饰吸收了胡服的 “窄袖、圆领” 元素，形成 “唐装”；饮食上，胡饼、葡萄酒传入中原，成为普遍食品；音乐上，胡乐（如琵琶、唢呐）融入唐乐，形成 “燕乐”—— 这种 “文化互鉴” 打破了 “华夷隔阂”，使边疆民族逐渐产生 “文化归属感”。

移民融合：中原百姓向边疆移民，与当地民族通婚、杂居。例如，汉代 “徙民实边”，将中原百姓迁往河西走廊、西域；唐代 “安史之乱” 后，大量中原百姓迁往南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清代 “闯关东”“走西口”，中原百姓与东北、蒙古民族杂居 —— 移民带来了中原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也带来了中原文化，促进了 “血缘融合” 与 “文化融合”，为 “臣伏戎羌” 奠定了社会基础。

3. 历史意义：“臣伏戎羌” 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臣伏戎羌” 的实践，并非简单的 “中原征服边疆”，而是 “中原与边疆共同构建多民族国家” 的过程。通过 “羁縻政策” 与 “文化融合”，中原王朝将边疆民族纳入 “中华秩序”，同时也吸收了边疆民族的文化、军事、经济成果，丰富了 “中华” 的内涵。

例如，匈奴的骑兵技术、西域的葡萄种植技术、吐蕃的佛教文化、蒙古的骑兵战术，都对中原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中原的农业技术、科举制度、儒家文化，也深刻改变了边疆民族的社会结构。这种 “双向互动”，使 “中华” 从一个 “中原汉族” 的概念，逐渐扩展为 “包含多民族” 的概念 —— 到了元代，“中华” 首次纳入蒙古、西藏、云南等地区；到了清代，“中华” 进一步纳入新疆、台湾、东北，形成了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疆域。

从这个角度看，“臣伏戎羌” 的本质是 “中华秩序的扩展”—— 通过 “文德” 与 “武备” 的结合，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整合到一个统一的秩序中，最终形成 “多元一体” 的中华文明。这种整合方式，既避免了 “单一民族国家” 的狭隘性，又保持了 “多民族国家” 的统一性，为后世中国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四、“爱育黎首” 与 “臣伏戎羌” 的协同价值：传统治国逻辑的完整性

“爱育黎首” 与 “臣伏戎羌” 并非孤立的两句，而是传统中国治国逻辑的 “内外双轴”——“爱育黎首” 是 “内轴”（对内治民），“臣伏戎羌” 是 “外轴”（对外安边），两者相互支撑、缺一不可：若只 “爱育黎首” 而不 “臣伏戎羌”，则国家会面临边疆民族的入侵，百姓无法安居乐业；若只 “臣伏戎羌” 而不 “爱育黎首”，则国家会因内部民怨沸腾而崩溃，边疆秩序也无法维持。

1. 内外协同的历史案例

（1）汉武帝时期：内修民生与外拓边疆的平衡

汉武帝前期，继承文景之治的成果，“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史记?平准书》），这是 “爱育黎首” 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史记?匈奴列传》），实现 “臣伏戎羌”；同时，他派张骞通西域，将西域纳入中华秩序，设置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移民实边，既巩固了边疆，又促进了民生（移民带来农业发展）。这种 “内修民生、外拓边疆” 的协同，使汉武帝时期成为汉代的鼎盛时期。

（2）唐太宗时期：内修德政与外安四夷的统一

唐太宗贞观年间，对内推行 “均田制、租庸调制”，实现 “爱育黎首”，百姓生活富足；对外，他平定东突厥、薛延陀，收服高昌、龟兹，设置羁縻府州，被尊为 “天可汗”，实现 “臣伏戎羌”；同时，他开放边境贸易，允许边疆民族与中原百姓通商，既促进了经济发展（内轴），又巩固了边疆秩序（外轴）。这种 “内外协同”，使贞观年间 “四夷归附，海内升平”，成为唐代的黄金时期。

2. 对后世的启示：从传统到现代的价值转化

（1）“爱育黎首” 与现代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传统 “爱育黎首” 的核心是 “民为邦本”，现代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继承了这一内核，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传统 “爱育” 是君主对百姓的 “责任”，现代 “以人民为中心” 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 “使命”；传统 “爱育” 侧重 “生存与教化”，现代 “以人民为中心” 侧重 “发展与幸福”（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均等化）。例如，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正是现代版 “爱育黎首” 的实践 —— 通过 “精准扶贫”，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实现 “民富国强” 的目标。

（2）“臣伏戎羌” 与现代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传统 “臣伏戎羌” 的核心是 “多元一体”，现代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继承了这一逻辑，同时摒弃了 “华夷之辨” 的狭隘性，实现了 “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传统 “羁縻政策” 是 “间接管理”，现代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是 “依法自治”—— 各少数民族在聚居地区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既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传统 “文化融合” 是 “以夏变夷”，现代 “文化融合” 是 “各民族文化互鉴”—— 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习俗，推动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形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经济快速发展（2023 年西藏 gdp 达 2132.64 亿元，较 1959 年增长 300 多倍），文化得到保护（藏语言文字依法使用，藏传佛教寺庙得到修缮），正是现代版 “臣伏戎羌” 的实践 —— 通过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 的民族关系，实现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的目标。

五、结语：《千字文》治国理想的当代价值

“爱育黎首，臣伏戎羌” 虽诞生于 1500 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但其蕴含的 “民本思想” 与 “多元一体” 理念，仍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从 “爱育黎首” 到 “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中国对 “民为邦本” 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从 “臣伏戎羌” 到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中国对 “多元一体” 秩序的创新与完善。

在当今世界，“民本思想” 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 “以人民为中心” 的中国智慧，破解 “资本至上” 的治理困境；“多元一体” 理念可以为多民族国家提供 “和谐共生” 的中国方案，破解 “民族分裂” 的治理难题。正如《千字文》所描绘的 “遐迩一体，率宾归王”，“爱育黎首” 与 “臣伏戎羌” 的协同，不仅是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想，更是当代中国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文化根基 —— 通过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实现国内的稳定与繁荣；通过 “多元一体” 的民族关系，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和谐；最终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贡献智慧，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正义、和谐的方向发展。

这两句看似简短的韵文，实则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治国经验的浓缩，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入解析其内涵，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更能让我们在当代治国理政中汲取智慧，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