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存以甘棠， 去而益咏。（1/2）

存以甘棠(cun yi gān táng)， 去而益咏 (qu ér yi yong)。这八字承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 的 “仕政” 导向，转而以 “甘棠遗爱” 的典故为核心，为 “从政者” 树立了 “何为善政、何以留名” 的终极标杆。它并非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是将西周召公的德政实践，凝练成一个跨越千年的 “文化符号”—— 甘棠树即德政，百姓歌咏即民心。

要真正解码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 的深层价值，需从 “典故溯源：召公与甘棠的原始叙事”“字句解构：符号背后的语义逻辑”“思想内核：儒家德治与民本的具象化”“历史演进：从《诗经》到后世的符号重构”“文化渗透：多载体中的甘棠记忆”“当代启示：德政符号的现代转化” 六个维度展开，方能穿透文字表象，触及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精神本质。

一、典故溯源：召公与甘棠的原始叙事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 的根基，是西周初年召公姬奭（shi）“甘棠理政” 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并非孤证，而是通过《诗经》的歌咏、《史记》的记载，形成了 “文学 — 史学” 互证的原始叙事，为后世 “甘棠符号” 的生成奠定了事实基础。

1. 召公其人：西周 “三公” 的德政标杆

要理解甘棠故事，必先认识召公 —— 这位西周初年与周公旦并称的 “圣臣”，是周王朝 “以德治国” 理念的核心实践者。

召公姬奭，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封地在 “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 “召公”（或 “召伯”）。西周建立后，他与周公旦分治天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作为西部治理者，召公的核心贡献在于 “安民心、定秩序”：

他继承周文王 “怀保小民” 的理念，反对 “重役重赋”，主张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他摒弃贵族 “居高临下” 的理政方式，深入乡邑，直接倾听百姓诉求，史载其 “巡行乡邑，决狱政事其下”（《史记?燕召公世家》）—— 即不在官府办公，而在田间地头、乡野树下处理案件与政务；

他执法公正，“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史记?燕召公世家》），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能得到公平对待，没有因不公而失位者。

在西周初年政权未稳、民心待抚的背景下，召公的 “亲民、公正、轻赋”，恰好契合了百姓对 “好官” 的所有期待，成为西周 “德政” 的代名词。而 “甘棠树”，正是这一德政实践的 “见证者” 与 “载体”。

2. 甘棠其事：从 “理政之树” 到 “情感寄托”

关于召公与甘棠的关联，最早、最核心的记载见于《诗经?召南?甘棠》。这是一首百姓为纪念召公而作的民歌，共三章，语言质朴却情感浓烈：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说。

诗中的 “蔽芾（fèi）”，形容甘棠树枝叶繁茂、生机勃勃；“茇（bá）” 指临时居住，“憩（qi）” 指休息，“说（shui）” 通 “税”，指停车驻留 —— 三章分别对应召公在甘棠树下 “居住、休息、理政” 的场景。而 “勿剪勿伐”“勿剪勿败”“勿剪勿拜”（“拜” 指弯折树枝）的反复咏叹，则传递出百姓对甘棠树的珍视：他们不砍伐、不损伤甘棠，并非因为树本身珍贵，而是因为这棵树承载了召公的德政记忆 —— 看到树，就想起召公的公正与亲民；保护树，就是守护对召公的思念。

《史记?燕召公世家》则进一步补充了故事背景与结果：“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 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这里明确了两个关键：一是 “甘棠树下理政” 是召公的日常实践，而非偶然事件；二是 “百姓护树” 是 “思召公之政” 的外在表现，“歌咏《甘棠》” 是情感的直接抒发。

至此，“召公 — 甘棠 — 德政 — 民心” 的原始叙事链条已完整：甘棠树因见证召公的德政，成为德政的 “物化载体”；百姓因怀念召公的德政，通过 “护树”“咏诗” 表达民心 —— 这是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 最原始的历史内核。

二、字句解构：从 “物象” 到 “意义” 的多层映射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 八字看似直白，实则蕴含 “物象 — 事件 — 精神 — 情感” 的多层映射。每一个字都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构建起 “德政留名” 的完整逻辑。

1. 存以甘棠：“存” 的不是树，是 “德政记忆”

“存以甘棠” 的核心在 “存”，但 “存” 的对象绝非字面意义上的 “甘棠树”，而是以甘棠为载体的 “德政记忆” 与 “民心认同”。

（1）“存”：从 “物理保存” 到 “精神传承”

“存” 的本义是 “保存、留存”，但在这句中，它包含两层递进的含义：

第一层：物理层面的 “保存甘棠树”。如《诗经》与《史记》所载，百姓 “怀棠树不敢伐”，通过不砍伐、不损伤的方式，让甘棠树得以存活 —— 这是 “存” 的外在表现，是最直观的 “纪念行为”；

第二层：精神层面的 “留存德政记忆”。百姓之所以 “不敢伐” 甘棠，本质是 “思召公之政”—— 甘棠树已成为召公德政的 “符号替身”，保存甘棠树，就是保存 “召公亲民、公正、轻赋” 的记忆，避免德政被时间遗忘。

从 “存树” 到 “存记忆”，“存” 字完成了从 “物质” 到 “精神” 的升华。它揭示了一个核心逻辑：百姓对 “物” 的珍视，本质是对 “人” 的认可；对 “物象” 的保存，本质是对 “精神” 的传承。

（2）“以”：“凭借甘棠” 的符号中介

“以” 在此处是介词，意为 “凭借、通过”。这个字看似不起眼，却承担着 “连接物象与精神” 的关键作用 —— 它明确了 “甘棠树” 的 “中介角色”：百姓通过 “甘棠树” 这一具体物象，来寄托对召公德政的怀念；后世通过 “甘棠” 这一符号，来理解 “德政” 的内涵。

若没有 “以”，“存甘棠” 便只是单纯的 “护树行为”，失去了与 “德政” 的关联；正是 “以” 字，将 “存甘棠” 与 “存德政” 绑定，让 “甘棠” 从普通的树木，成为德政的 “专属符号”。

（3）“甘棠”：从 “植物” 到 “德政符号” 的蜕变

“甘棠” 的本义是一种植物，学名 “杜梨”（pyrus betulifolia），是蔷薇科梨属的落叶乔木，果实酸甜可食，叶片可入药，在西周时期的黄河流域广泛分布，是常见的乡土树种。

但在 “存以甘棠” 中，“甘棠” 已完成 “符号化” 蜕变：

它不再是 “有果实、可药用” 的植物，而是 “召公德政” 的 “物化象征”—— 提到甘棠，就想到召公；看到甘棠，就联想到德政；

它不再是 “地域性植物”（召公理政的甘棠原在陕西），而是 “全国性德政符号”—— 后世无论何地，只要提到 “甘棠”，都能理解其指代的 “善政” 内涵，超越了空间限制；

它不再是 “时效性物象”（原树早已枯萎），而是 “永恒性精神符号”—— 即便原始的甘棠树已不存在，但 “甘棠” 所代表的德政理念，仍能通过文字、传说、新植的甘棠树延续，超越了时间限制。

这种 “符号化”，是 “甘棠” 能够跨越千年的关键 —— 它从 “具体物象” 变成了 “抽象精神” 的载体，成为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 “德政” 的代名词。

2. 去而益咏：“咏” 的不是诗，是 “民心所向”

“去而益咏” 的核心在 “咏”，但 “咏” 的对象绝非单纯的 “《甘棠》诗”，而是百姓对 “德政” 的持续认同与情感抒发。

（1）“去”：召公的 “离开” 与德政的 “留存”

“去” 在此处指 “召公去世”（或 “离开治理之地”）。但 “去” 的意义，不在于 “人已不在”，而在于 “人去后，德政仍在”—— 它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若官员无德，“人去即政息”，百姓很快就会遗忘；

召公有德，“人去而政存”，即便他去世（或离开），其德政仍被百姓铭记，甚至随着时间推移，记忆愈发深刻。

“去” 字的价值，在于凸显了 “德政的持久性”——官员的影响力，不取决于在位时间的长短，而取决于是否真正为百姓谋利；官员的 “存在感”，不取决于是否身居高位，而取决于百姓是否真心怀念。

（2）“益”：从 “即时歌咏” 到 “持续传颂”

“益” 意为 “更加、越发”。这个字精准地描绘了百姓情感的 “递进过程”：

召公在位时，百姓因受其德政恩惠，已心生感激；

召公 “去” 后，百姓对比后世官员的施政，更觉召公德政的可贵，因此 “歌咏” 的情感更加强烈，“歌咏” 的时间更加长久。

《诗经?甘棠》的流传，正是 “益咏” 的最佳证明：它并非召公在世时所作，而是 “召公卒” 后，百姓 “哥咏之” 的产物；且这首诗不仅在西周流传，更被收入《诗经》，成为儒家经典，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唐宋…… 直至今日仍被诵读 —— 这正是 “益咏” 的极致体现：时间越久，德政的价值越凸显；岁月越长，百姓的怀念越深厚。

（3）“咏”：从 “诗歌创作” 到 “民心表达”

“咏” 的本义是 “歌咏、吟唱”，此处特指百姓创作、吟唱《甘棠》诗。但 “咏” 的意义，远不止 “文学行为”，而是 “民心的直接表达”：

“咏” 是 “情感的抒发”：百姓通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的吟唱，将对召公的怀念、对德政的珍视，转化为具体的语言，让无形的情感变得可感可知；

“咏” 是 “认同的传递”：《甘棠》诗在民间的传唱，本质是 “德政理念的传播”—— 每一个吟唱者，都在传递 “好官应如召公” 的价值判断，让 “亲民、公正、轻赋” 的德政标准，在百姓中形成共识；

“咏” 是 “监督的隐性表达”：百姓歌咏召公，实则也是对后世官员的 “无声期待”—— 通过赞美 “过去的好官”，暗示 “现在的官员应向召公学习”，形成一种基于 “民心” 的隐性监督。

从 “作诗” 到 “传唱”，从 “情感” 到 “认同”，“咏” 字完成了从 “个人行为” 到 “社会共识” 的升华 —— 它证明：民心是德政的最终裁判，歌咏是民心的最佳见证。

三、思想内核：儒家德治与民本思想的具象化

“存以甘棠，去而益咏” 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核心在于它并非孤立的历史典故，而是儒家 “德治”“民本” 思想的 “具象化载体”。西周召公的甘棠实践，恰好契合了儒家对 “理想治理” 的所有构想；而 “甘棠符号” 的生成，又让抽象的儒家思想变得可感、可学、可传。

1. 对 “德治” 思想的印证：“为政以德” 的原始范本

儒家的 “德治” 思想，核心是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官员若以道德为准则施政，百姓自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拥戴他。而召公的甘棠实践，正是 “为政以德” 的原始范本。

（1）“德治” 的核心：“以民为中心” 的施政

儒家 “德治” 的本质不是 “用道德说教百姓”，而是 “官员以道德约束自身，以利民为目标施政”。召公的实践完美契合这一点：

他 “巡行乡邑，决狱政事其下”，放弃了贵族 “居高临下” 的特权，主动贴近百姓 —— 这是 “谦德” 的体现，也是 “以民为中心” 的施政方式；

他 “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公正执法，不偏袒贵族 —— 这是 “公德” 的体现，确保百姓享有公平的权利；

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 这是 “仁德” 的体现，避免百姓因重负而困苦。

正是这种 “谦德、公德、仁德” 的结合，让召公的施政成为 “德治” 的典范。而甘棠树，正是这种 “德治” 的 “物化证明”—— 它像一个 “活的纪念碑”，见证着 “为政以德” 如何赢得民心。

（2）“德治” 的效果：“不令而从” 的民心拥戴

儒家认为，“德治” 的最高境界是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仪规范百姓，百姓会有羞耻心，自觉归正。召公的德治实践，正是这一效果的体现：

百姓 “怀棠树不敢伐”，不是因为法律禁止，而是因为 “思召公之政”—— 这是 “有耻且格” 的自觉行为，而非被迫服从；

百姓 “哥咏之，作《甘棠》之诗”，不是因为官方倡导，而是因为真心感激 —— 这是 “民心自发的拥戴”，而非刻意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