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既集坟典 ，亦聚群英 （yi ju qun ying）。（1/2）

既集坟典 (ji ji fén diǎn)，亦聚群英 (yi ju qun ying)。浓缩了中华文化对 “知识载体” 与 “知识主体” 的双重重视 —— 前者指向典籍的整理与传承，后者指向人才的汇聚与任用。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实则是贯穿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核心逻辑：典籍为 “根”，群英为 “魂”，根魂相依，方能成就文化的绵延不绝。本文将从文本溯源、概念解构、历史实践、辩证关系及现代启示五个维度，对这一文化命题进行深度剖析。

一、文本溯源：《千字文》的语境与 “双集” 的初心

要理解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首先需回归其诞生的文本母体 ——《千字文》，以及它所对应的时代背景。只有明确周兴嗣编撰此句的初衷，才能把握其原始意涵。

1. 《千字文》的成书：南朝文化整合的产物

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 年），梁武帝萧衍为规范皇子教育，命人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拓取 1000 个不重复的汉字，交由散骑侍郎周兴嗣编撰成韵文。周兴嗣 “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最终形成的《千字文》不仅是识字教材，更是一部微型的 “文化百科全书”。

彼时的南朝，正处于魏晋南北朝战乱分裂后的文化重建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长期对峙，中原典籍因战乱大量散佚；同时，玄学、佛学与儒学相互交融，文化思想呈现多元格局。梁武帝作为笃信儒学、重视文治的君主，其核心诉求是通过 “正文字”“明典籍”“聚贤才” 来重建文化秩序，巩固统治合法性。《千字文》的编撰，本质是一次 “文化整合工程”，而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正是这一工程的核心目标 ——以典籍凝聚文化共识，以人才推动文化实践。

2. 上下文语境：从 “宫殿” 到 “文化” 的延伸

“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的上下文为：“宫殿盘郁，楼观飞惊。图写禽兽，画彩仙灵。丙舍旁启，甲帐对楹。肆筵设席，鼓瑟吹笙。升阶纳陛，弁转疑星。右通广内，左达承明。既集坟典，亦聚群英。”

这段文字先描绘宫殿的宏伟壮丽（“宫殿盘郁，楼观飞惊”）、装饰的精美（“图写禽兽，画彩仙灵”），再讲宫殿的功能分区：“丙舍”（侍从居住的偏房）、“甲帐”（帝王的帐幕）是居住空间；“肆筵设席，鼓瑟吹笙” 是礼仪空间；“右通广内，左达承明” 则指向核心的文化空间 ——“广内” 是汉代宫廷藏书阁的名称（《汉书?艺文志》载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广内”），“承明” 是汉代官员议政、学者论道的场所（《三辅黄图》载 “承明殿，着述之所也”）。

从 “广内” 到 “承明”，空间的转换暗合 “典籍” 与 “人才” 的关联：“右通广内” 对应 “既集坟典”（藏书），“左达承明” 对应 “亦聚群英”（聚贤）。周兴嗣以汉代的文化制度为范本，暗示 “藏书” 与 “聚贤” 是帝王治国、文化兴盛的两大基石 ——没有 “广内” 的典籍，“承明” 的群英便无知识依托；没有 “承明” 的群英，“广内” 的典籍便成故纸堆。这种空间与功能的对应，正是 “双集” 思想的直观体现。

二、“坟典” 解析：从 “三坟五典” 到中华典籍的传承谱系

“坟典” 是 “既集坟典” 的核心概念，其内涵远不止 “书籍” 这么简单。它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象征，是后世典籍传承的源头，更是中华文化 “崇古重史” 传统的载体。要理解 “集坟典” 的意义，需先厘清 “坟典” 的所指与演变。

1. “坟典” 的本义：上古文献的象征符号

“坟典” 是 “三坟” 与 “五典” 的合称，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西晋杜预注曰：“皆古书名。” 关于 “三坟五典” 的具体内容，后世文献有两种核心说法：

帝王世系说：据《尚书序》（传为孔安国所作）记载，“三坟，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五典，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这里的 “坟” 意为 “大”（《尔雅?释诂》：“坟，大也”），“三坟” 即记载伏羲、神农、黄帝三位上古帝王 “大道” 的典籍，内容涵盖天文、历法、教化（如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典” 意为 “常”（《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五典” 即记载少昊至虞舜五位帝王 “常道” 的典籍，核心是治国理政的经验（如唐尧禅让、虞舜制礼）。

内容分类说：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提出，“三坟” 可能是按内容分类的典籍，“坟” 即 “分”，指天、地、人三类典籍；“五典” 则对应 “五常”（仁、义、礼、智、信）。这种说法虽缺乏直接文献支撑，但符合中国古代 “天人合一”“以伦理治国” 的思维方式。

无论哪种说法，“三坟五典”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是中华文化 “源头性” 的符号。至周兴嗣所处的南朝，“三坟五典” 的原书已基本散佚（仅有零星引文见于《左传》《礼记》等文献），但这一概念已成为 “上古智慧结晶”“中华元典” 的代称。周兴嗣用 “坟典” 而非 “书籍”，正是为了强调 “集典” 的文化溯源意义 —— 不仅是收集书籍，更是承接上古以来的文化根脉。

2. “集坟典” 的历史实践：从官府藏到全民护的传承之路

“集坟典” 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文化实践。从先秦到明清，“集典” 的主体从官府扩展到民间，形式从手写抄录到雕版印刷，但其核心目标始终一致：保存文化记忆，避免典籍因战乱、灾荒而失传。梳理这一实践历程，可清晰看到中华文化的 “抗衰能力”。

（1）先秦：官府垄断下的 “典册之藏”

先秦时期，典籍的制作与收藏由官府垄断（“学在官府”），只有贵族与史官才能接触典籍。当时的 “集典” 主要由史官负责，如周代的 “太史寮” 是最高藏书机构，收藏 “三坟五典”“四方之志”（各国史书）、“邦国之典”（礼仪制度）。

这一时期的 “集典” 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典籍是王权合法性的证明（如《尚书》中的 “天命” 思想），也是治国的依据（如《周礼》记载的官制）。但局限性也很明显 —— 典籍仅为少数人掌握，且载体为竹简、木牍，体积大、重量重，难以流传。西周末年战乱，周王室的典籍大量流失（如 “王子朝奔楚” 时带走大批典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典籍散佚，也让后世意识到 “集典” 的紧迫性。

（2）汉唐：从 “抢救性收集” 到 “系统性整理”

汉唐是 “集坟典” 的关键时期，两次大规模的 “集典” 实践奠定了中国典籍传承的基础：

汉代：河间献王与 “石室金匮之藏”

秦代 “焚书坑儒” 导致典籍严重损毁，汉初统治者意识到 “治天下需先兴文化”。汉文帝设 “经博士”，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征集先秦旧书，“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河间献王传》）。他不仅收集《毛诗》《左传》等儒家经典，还建立 “石室金匮”（用石头建造的藏书室，用金属封缄，防潮防火）保存典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民间集典的代表。

汉武帝时期，“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广内”（《汉书?艺文志》），在宫廷设立 “广内殿”“秘府” 等藏书机构，首次形成 “官府集典” 与 “民间集典” 并行的格局。东汉班固编撰《汉书?艺文志》，首次系统整理汉代藏书，着录图书 38 种、596 家、 卷，成为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目录学着作 —— 这标志着 “集典” 从 “收集” 进入 “分类整理” 的阶段。

唐代：“四库之藏” 与典籍标准化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鼎盛期，“集坟典” 也进入系统化阶段。唐太宗设 “弘文馆”，收藏经、史、子、集四类典籍，奠定后世 “四库分类法” 的基础；唐玄宗时期，在长安、洛阳设立 “集贤院”，负责典籍的收集、校勘、抄写，还规定 “凡四部书，分库以贮，以书库郎二人掌之”（《唐六典》），形成完善的藏书管理制度。

唐代的 “集典” 有两大突破：一是 “校勘” 的重视，如颜师古校订《五经》，纠正了汉代以来的文字讹误；二是 “抄写传播”，政府组织抄书手大量复制典籍，分送各地州县学校，让典籍从宫廷走向地方。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藏书最多时达

卷，是汉代的 4 倍，为宋代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3）宋元明清：雕版印刷与 “全民集典” 时代

宋元以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彻底改变了 “集典” 的形式 —— 典籍从 “手写本” 变为 “印刷本”，成本降低，流传范围扩大，“集典” 的主体也从官府扩展到文人、商人甚至平民。

宋代：书院藏书与 “崇文抑武” 的文化政策

宋代统治者推行 “崇文抑武” 政策，宋太宗组织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合称 “宋四大书”），聚集李昉、徐铉等学者，从全国征集典籍，仅《太平御览》就引用书籍 1690 种，其中大部分是唐代及以前的散佚文献，堪称 “集坟典” 的巅峰之作。

同时，宋代书院兴起（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书院不仅是教学机构，也是藏书机构，“书院藏书” 与 “官府藏书”“私人藏书” 形成三足鼎立。据统计，宋代私人藏书家超过 300 人，其中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私人藏书目录的典范，体现了 “集典” 的民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