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章 忙碌的新职务（1/2）

履新后的日子比杜铭预想的还要忙碌。

海西省公安厅厅长这把“交椅”并不好坐。尤其是在他这个“高配副省长”却又“非省委常委”的特殊身份之下。

杜铭的级别是副省部级。这让他在省政府的会议上拥有一席之地，但他不能参加省委常委会。这意味着他被排除在海西省的最高决策圈之外。

这是一个精妙的“枷锁”。京城给了杜铭“奖赏”也给了他“约束”。他有足够的级别去“做事”，却没有足够的权力去“决定”。

朔京的深秋迅速滑入凛冬。气温骤降，几场大雪将这座高原省城装点得银装素裹。这雪景很美。却也给治安带来了新的挑战。

冬季是侵财类案件的高发期，寒冷和贫困会催生罪恶。加之临近年关，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也层出不穷。

杜铭几乎是以办公室为家，白日的时间被分割成无数碎片。要深入基层调研，要检查各地市公安局的工作。

杜铭的足迹遍布了朔京的街头派出所和偏远山区的警务站，到了晚上，他才能真正坐下来。杜铭埋首于成堆的案卷和报告中。办公室的灯火，总是亮到深夜。

海西省的治安状况不算坏但也绝不算好。这里地处边疆地域辽阔，经济相对落后。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结构复杂。

走私、盗窃、诈骗等传统犯罪屡禁不绝。这些是老问题，是顽疾。而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流动人口增加、网络信息爆炸，新型犯罪也层出不穷。电信诈骗、网络赌博、非法集资，这些新问题正疯狂侵蚀着这个相对淳朴的社会。

作为公安厅长，杜铭必须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也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方案。

更让杜铭耗费心神的，是京城交予他的那项“硬骨头”任务，边防检查力量向公安机关转隶的试点工作。这项改革是国家战略，是军地之间的一次重大调整。

它涉及两大体系的融合，牵扯到人员安置、编制调整、经费保障、指挥协同等诸多复杂环节。

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换装”，这是一场深刻的“权力重组”。

原先的边防部队是军人，他们习惯了垂直指挥和军令如山。现在，他们要脱下军装换上警服，变成公务员。他们的思想需要转变，他们的待遇需要落实，他们的前途需要安排。

原先的军方预算被切断，新的经费需要省财政厅拨付。而新任省长黄松年是个“技术官僚”，他盯着全省的经济数据，钱袋子捂得比谁都紧。

原先的边防装备和情报系统，军方也并不想轻易“交割”，那些高精尖的侦察设备和数据库。是军方的“宝贝”，他们担心地方公安的“粗放”管理，会导致“泄密”。

海西省漫长的边境线，更让这项试点工作难上加难。杜铭不得不频繁地往返于朔京和条件艰苦的边境管理支队之间，与军方代表、地方政府、边检总站、省财政厅等多方协调、博弈。

一场关于转隶经费的协调会，气氛就曾剑拔弩张。财政厅的副厅长哭穷，他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军方的代表则拍了桌子。他说如果装备和人员不能按时到位，边境出了“口子”，这个责任谁来负。

杜铭只是平静地听着，等所有人都吵完了。他才缓缓开口。

杜铭没有谈“钱”，只谈“政治”。

他对财政厅说，转隶是中央的“死命令”，是“政治任务”，不是“菜市场买菜”，财政必须无条件保障。

如果因为经费问题导致试点失败，他的报告，会原原本本地，呈送给京城的“相关领导”。

杜铭又对军方代表说，移交必须彻底，不能留“尾巴”。任何“私藏”装备、“截留”情报的行为，都是在“对抗改革”。他同样会，原原本本地，汇报上去。

杜铭那颗曾处理过“一条鞭法”和“京察”的大脑，如今被“三定方案”、“经费划拨”、“干部交流”这些现代官僚体系的专有名词些现代术语塞满。

但他凭借着超凡的学习能力和对权力运作的深刻理解，倒也应付得游刃有余。

杜铭总能从最复杂的“红头文件”中，精准地找到，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对方的“义务”。他也能用最“官僚”的语言，说出最“强硬”的话。

与工作的热火朝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杜铭与省委书记张瑞年之间，那近乎“冰点”的关系。

正如杜铭所预料的，张瑞年这位新任的“一把手”，对杜铭这个手握“刀把子”、且导致他小舅子落马的副省长，采取了一种极为“微妙”的策略。

敬而远之。

在公开场合，例如省政府常务会议或省委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张瑞年对杜铭保持着礼貌和客气，他会称呼“杜铭同志”，会点头微笑。

但这种客气，带着明显的疏离感。

张瑞年几乎从不主动与杜铭进行一对一的交流。

履新数月，张瑞年召见过农业厅长，召见过教育厅长，甚至召见过统计局长。

但他从未单独召见过他这个公安厅长。

这极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