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祸水东引(1/2)
“祸水东引”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如履薄冰。周瑾瑜深知,要引导清水一郎这条多疑而凶猛的“鲨鱼”去撕咬高桥那头隐藏极深的“老鲸”,每一步都必须经过精密计算,不能有丝毫差错。
计划的第一步,是深入了解高桥,寻找可以“加工”的素材。周瑾瑜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关于高桥的一切公开和非公开信息。他利用防疫总部科长的工作便利,以“工作需要了解相关人员背景”为由,调阅了一些不涉及核心机密的、关于高桥早年履历的档案副本(这些通常保存在人事或总务部门)。同时,他也通过一些看似不经意的闲聊,从警察厅里那些消息灵通又爱嚼舌根的老油条那里,打听关于高桥的轶事和习惯。
几天下来,周瑾瑜对高桥有了更立体的画像:
高桥,原名高文轩,满洲国建立前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先在伪满司法部门任职,后转入警察系统,凭借其留日背景、流利的日语和圆滑的处事能力,步步高升。他表面上对日本主子极为恭顺,工作勤勉,生活简朴,不贪财不好色(至少明面上如此),在日本人眼中是“可靠”的“合作者”。他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爱读唐诗宋词,办公室里常备着《唐诗三百首》和《宋词选》,偶尔也会写几笔毛笔字。他有一个习惯,喜欢用毛边纸写一些读书笔记或随感,写完后有时会随手夹在书里或文件堆中,有些觉得不满意的,则会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这些信息,在旁人看来或许只是个人癖好,但在周瑾瑜眼中,却成了可以精心利用的“材料”。
“喜欢古典诗词,尤其是唐诗宋词……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周瑾瑜对顾婉茹分析道,“很多诗词本身就带有家国情怀、故土之思,或者隐喻着对时局的感慨。高桥作为留日背景、身居伪满高位的中国人,内心是否有过矛盾和挣扎?外人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帮’他‘表达’出来。”
“你是说,伪造他写的、带有暗示性的诗词或笔记?”顾婉茹问。
“对,但不能是赤裸裸的反日言论,那样太假,不符合高桥谨慎的性格。”周瑾瑜说,“要模仿他的笔迹和文风,写一些看似是读书随感、个人抒怀,但细品之下又能读出点别的味道的文字。比如,抄录一些杜甫、陆游忧国忧民的诗句,在旁边加上一两句模棱两可的批注。或者,自己写几句似是而非的感怀,用典要隐晦,情绪要含蓄。然后,把这些东西‘变成’他废弃的草稿,混入他办公室或家里可能被清理出来的废纸中。”
顾婉茹明白了:“然后,再想办法让这些‘废纸’,被清水或者他信任的人‘偶然’发现?”
“没错。”周瑾瑜点头,“这是关键的一环。我们不能直接把这些东西送到清水面前,那会引起他的怀疑。必须让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在正常的文件流转、清理过程中,被‘无意’间翻检出来的。档案部是个理想的地方,那里堆积着大量待整理、待销毁的旧文件废纸。高桥办公室定期清理出来的废纸,理论上也会送到档案部,经过检查后统一销毁。”
“所以,我们需要在档案部找一个‘渠道’。”顾婉茹接话道,“一个既能接触到这些废纸,又可能将‘异常发现’汇报给清水的人。”
“对。你上次接触过的那个王科员,人比较老实,但未必是合适的人选。我们需要一个更‘机灵’、更想往上爬、或者本身就与特高课有某种联系的人。”周瑾瑜说,“这几天,你再去档案部几次,以核查防疫旧档案的名义,多观察一下那里的人,特别是那些看起来不那么安分、喜欢打听、或者和日本人走得比较近的职员。”
顾婉茹记下了这个任务。
计划的第二步,是伪造“证据”本身。这需要极高的技巧。周瑾瑜虽然受过训练,能模仿多种笔迹,但要完美模仿一个特定人物的笔迹,尤其是高桥这种有一定书法功底的人的笔迹,并非易事。他需要样本。
机会很快来了。一次警察厅内部会议后,高桥做了一些记录,散会后,记录纸被他的秘书收走,但有一张边缘的草稿纸似乎被无意中遗落在会议室角落。周瑾瑜趁人不注意,极其自然地将那张揉得有些皱的纸捡起来,看了一眼(上面是些会议要点和几个数字),然后顺手扔进了门口的废纸篓——这个动作很自然,即使有人看到也不会怀疑。但在扔进去的瞬间,他已经将纸的一角悄悄折了一下,留下了不易察觉的记号。等清洁工来收拾时,他再找机会将这张纸“回收”了回来。
这张纸上,有高桥用钢笔写的几十个字,虽然潦草,但笔锋、结构、连笔习惯都能看出一二。这就是宝贵的样本。
晚上,周瑾瑜在浴室里,用顾婉茹从旧货市场淘换来的、与高桥所用相似的钢笔和墨水,在同样质地的毛边纸上,开始了艰难的模仿练习。他不能开灯太久,也不能发出太大动静,只能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线,一遍又一遍地写着那些从高桥笔记上摘录的字,体会其运笔的力度、角度和节奏。
“形似只是第一步,神似更难。”周瑾瑜对顾婉茹低声道,“高桥的字,有一种刻意收敛的圆润,外柔内刚,这和他为人处世的风格很像。模仿的时候,不能太张扬,也不能太死板。”
顾婉茹在一旁看着,也帮不上太多忙,只能负责警戒和准备材料。她知道,周瑾瑜此刻承受的压力极大。这不仅仅是技术活,更是心理战。他们伪造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决定计划的成败,甚至他们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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