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岳阳余波 文撼湖湘（1/2）

岳阳楼会后第三日，岳州城东，致仕老翰林徐渭的“听松斋”书房内，已是一片狼藉。

满地摊开着泛黄的典籍、手抄的残卷、凌乱的稿纸。徐渭本人白发蓬乱，双目赤红，攥着一杆秃笔，在纸上狂乱地写着什么，口中念念有词：“‘庆历四年’……‘庆历’……何朝之年号？老夫遍阅《前朝纪年考》《历代鼎革录》，怎无此号！这‘滕子京’……更是闻所未闻！”

家仆战战兢兢来报：“老爷，张举人、李孝廉等又在外间求见，想问那篇《岳阳楼记》的注疏……”

“不见！统统不见！”徐渭头也不抬，近乎嘶吼，“文章尚未吃透，谈何注疏！去！再去书肆，把所有带‘庆’字、‘历’字的残本都给老夫找来！还有，派人去江陵、去武昌，问问那些老棺材瓤子，谁听说过‘滕子京’！”

他并非质疑文章真伪，恰恰相反，他是被那文章彻底征服，继而陷入了一种焦灼的学术狂热——如此鸿文，其中提及的人、事、年号，必然有所本！定是自己学有匮乏，未曾读到！

同样的场景，在岳州及周边州府许多饱学宿儒的书房中上演。那篇仿佛横空出世的《岳阳楼记》，以其无懈可击的章法、磅礴恢弘的气象、尤其是“先忧后乐”这石破天惊的圭臬，让他们震撼之余，更感到了巨大的知识鸿沟。他们熟稔的经史子集，似乎无法完全涵盖这篇文章的渊源。

于是，一场自发且狂热的大考据开始了。

茶楼酒肆，文会书斋，处处可闻争论之声。

“此文必是古之贤哲遗篇，偶然流出，为林先生所得！”有人笃定。

“荒谬！如此雄文，若是古人所作，焉能毫无记载？定是林先生托古自创！‘滕子京’者，虚指也！”另一方激烈反驳。

“虚指？那‘庆历四年’又作何解？文章肌理、史笔风范，绝非凭空可造！”

“或许……是前朝某个短暂到史书都忽略的年号？抑或是域外某国的纪年？”

“你们争这些细枝末节作甚！”更有激动者拍案而起，“文章本意为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忧后乐’，此乃为我辈读书人立心立命！管它滕子京是人是鬼，这道理，才是真圭臬！”

争论愈演愈烈，却无形中将文章与林夙的名声推得更高。越是考据不出，越显其神秘与高深。

同时，关于林夙其人的种种猜测也甚嚣尘上。

“听说本是京中高官，因触怒权贵被贬！”

“何止！我在江陵的亲戚说，他在那边曾与盐枭巨贾周旋，手段了得！”

“不是说他一路南行，写了不少悯农恤民的诗吗？《纤夫血》《盐户叹》……看来是真有胸襟。”

“哼，沽名钓誉之辈罢了。真有本事，岂会被贬至岭南烟瘴之地？”

“你懂什么！此乃‘藏锋’！陛下必有深意！”

争论从文章蔓延至人品、政绩、背景，真假混杂，却让“林夙”二字，成了湖广士林最热的名字。许多原本对朝政失望、或怀才不遇的寒门士子，将“先忧后乐”奉为座右铭，开始悄悄打听林夙的南行路线与所作所为。一股无形的、仰慕其才学与理念的潜流，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