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史料中的沉默（二）（2/2）

王蓉迅速查找这个李二狗的同期记录：出工三十一天，满分。

她往后翻了一个月，找到王氏八月的记录：出工五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三十分。备注：产后，半休。

五天后，九月记录：出工二十天，恢复正常。

王蓉在笔记本边缘快速计算：

七月零收入，八月仅三十工分（约合三角钱），九月恢复但仍有十天缺席。假设生产队年终按工分分粮，这个家庭将面临严重的缺口。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家庭中的女性完成了一次生育。

她感到胃部一阵紧缩。

这不是个案。她连续发现五例类似的产期零工分记录，时间分布在不同年份，模式完全一致：女性生育当月零工分，次月极低工分，第三个月基本恢复。没有任何补贴，没有任何照顾性工分，仿佛生育是一项纯粹的个人事务，与集体劳动无关。

而所有这些女性的丈夫，在妻子生育当月，无一例外全勤。

窗外的光线渐渐斜了。

王蓉揉揉酸涩的眼睛，看着桌上摊开的账本和写满的笔记本。数字是冰冷的，但冰冷的数字拼凑出的，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女性被系统性地低估、被隐形、被捆绑的一生。

她忽然想起祖母。

那个小脚女人，连半劳力都评不上，只能在家庭内部从事无酬劳动。她的名字，可能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账册上。

电话在口袋里震动。

是周文。

怎么样？档案里挖出宝藏没？他的声音明亮，带着实验室里特有的背景音。

王蓉走到走廊，压低声音：在看工分账本。触目惊心。

怎么说？

女性劳动被系统性低估。日工分只有男性的六成，出勤记录里隐藏着月经期、产期的缺失，但没有任何补偿机制。还有，绝大多数女性不以全名出现，而是某某氏。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在看的是经济账本，但它记录的是权力关系。周文的声音严肃起来，工分制号称按劳分配，但劳的定义权掌握在谁手里？谁来决定什么样的劳动值十分，什么样的只值六分？又是谁来决定，生育不算劳动？

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王蓉靠着冰冷的墙壁，这些数字背后有一整套观念：男人的体力劳动是正经劳动，女人的家务、生育是自然义务。所以前者有价，后者无价——或者说，价格为零。

福柯说的，权力生产知识。周文说，这套工分体系生产了一套知识：女性的劳动价值天生较低。而这套知识又反过来巩固权力结构。

王蓉望向窗外。县城的街道上，几个中年妇女正蹲在路边卖菜。

但周文，我坐在这里分析权力结构时，我母亲——李明珍——她的名字就躺在这本账册里。她真实地损失了那些工分，真实地度过了那些忍着腹痛下地的日子。理论能解释这一切，但理论能偿还她吗？

电话里传来一声叹息。

不能。理论不能偿还任何人。但理论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让后来的人问一句：凭什么？

挂断电话后，王蓉没有立刻回到阅览桌。

她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看着自己的影子被夕阳拉长。

回到桌前，她翻开最后一本账册——一九七二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夜。

在最后一页的角落，她看到一行用铅笔写的、几乎被擦掉的小字：

今日决算，赵秀英户缺口粮一百二十斤。其自言：明年让闺女也下地，挣足工分。

王蓉的目光停在闺女两个字上。

那个没有在账本上留下名字的女孩，后来怎么样了？

她真的下地了吗？挣足工分了吗？

还是像母亲李明珍一样，像姐姐王玲一样，像千千万万个名字被写在括号里、工分被打折的女性一样，走入另一套看似不同、实则同构的评估体系？

管理员来提醒闭馆时间。

王蓉仔细包好账本，归还，在借阅登记表上签下名字和时间。

走出档案馆时，县城已经华灯初上。

她抱着笔记本，觉得怀里沉甸甸的——不是纸的重量，是无数个六分、无数个零天、无数个括号里的人生重量。

回到招待所房间，她摊开笔记本，在今日记录的末尾写下：

史料中的沉默，首先体现为名字的消失（某某氏），其次体现为价值的折扣（60%），最终体现为生命经验的彻底隐形（产期=零）。但沉默并非无声，它只是被编码在另一套语法里。今天的任务：破译这套语法。从‘工分后的女性名字’开始。

写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又加上一行：

母亲李明珍，一九七零年三月，出工二十二天。那缺失的九天，我听见了。

窗外传来夜市摊贩的叫卖声，鲜活、嘈杂、充满生存的韧性。

王蓉关上笔记本，决定明天继续。

她要找出更多名字，听见更多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