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国立三中旧事（2/2）

1942年我在高中部读书。一天，学校布告栏突然贴出一张告示，说我和叶友三等几个人家乡未沦陷，停止我们的公费。其实，我们是沦陷区的学生，已享受公费几年了。为什么这时忽然停止呢？个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后来才知道，学校以此为要挟，要我们参加“三青团”）。停止公费就不能再吃饭了，更不能再读书了。那时进食堂吃饭，必须先在操场整队挨次而入，8人一桌，由值日老师喊“起立、坐下、开动”，才能动筷吃饭，吃饭时间规定15分钟，规则非常严格。公费停止，就不能再进食堂吃饭。最初几天，是由同班同学张之忠、陈兴儒等把饭从食堂偷出来吃。后来，学校发觉了，就派人在食堂门口检查，并扬言如再有人偷饭，就照样停止公费。这一来，再不敢偷饭给我们吃了。

有一天，我饿急了，找叶友三等几个人说：“我有一个办法看你们敢不敢？如敢，保证有饭吃！”友三问：“有什么办法？”我说：“到车公馆找李校长要饭吃，等他家开饭了，我们就坐上去吃。”友三说：“好！”于是，我们就到了车公馆。

车公馆，是一座花园式的庭院，树木蓊郁，花石杂陈，原是军阀车鸣翼师长的官邸。李超英住在二楼上。上楼时，他家保姆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找李校长”。李坐在饭桌旁，等待开饭，问：“你们有什么事？”我们说：“公费被停止，没有饭吃了，是来吃饭的！”李当即把脸一沉，说：“你们没有饭吃，怎么到我这里来吃？”我说：“你是校长，不找你找谁？”李怒气冲冲的把我们骂了一顿，并示意家人不要把饭菜摆出来，这顿饭，我们当然没有吃成。

晚饭时我们又去。这次，李聪明了，想到我们会再来的，先在楼梯口守得有人，不准我们上楼。我们就在底下喊：

“我们要饭吃！我们要饭吃！”

“你是校长，学生没有饭吃，你不管嘛？”

我们连声的在下面这样喊。

这样，闹了几次，大概李超英也觉得不耐烦了，认为把他一家闹得不安静了。一天，布告栏里终于又贴出一张告示：恢复了我们的公费。我们胜利了！

去年五月，我回铜仁，重去车公馆游了一次。庭院如故，草木已非；对着那座几经岁月剥蚀似曾相识的楼房，回想当年“闹饭吃”的那个年月，随着时光的流逝，再也不复返了，真使我无限感叹！

五

三中的老师，有一批知名的学者，如文学家钱杏村，戏剧家胡苏，教育家黄质夫，画家刘苇，音乐家邱望湘、魏开泰、张尔美等，都在这里教过书。但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有以下几位：

许梦茵，是初中语文老师，江苏人，三十年代作家。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过他。许是当时高中语文课本的编者之一。古文基础深厚，但不喜欢白话文。记得那时有一场“校歌”之争，就是由许首先发难的。校歌歌词作者是校长周邦道。起句是“江通云梦，山接蚕丛”，许批评周说，铜仁的江哪会通云梦？山更不会接蚕丛。为此，在老师中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一次许老师却碰到这样一件事：我们初三乙有个同学叫马祖彝，作文写得很好。一天，许出了个题目，指定用古文写。殊不知马偏用白话文写。等作文本发下来，许在马的作文后批上“狗屁不通”四字，马一看，就来了气，找许老师评理。马说：“什么叫‘狗屁不通’？通了才叫狗屁，不通，你怎么知道是狗屁？你的批语，才是‘狗屁不通’哩！”弄得许老师无言以对。

汪铭竹，是初中语文老师。他在三十年初曾和李金发、戴望舒同是象征派的主要诗人。主要作品有诗集《纪德与蝶》，对当时诗坛影响颇大。他上课时是从不带课本，批评那些课本，没有一本编得好的。他是按自己选编的教材上课的，尤其是新诗，颇受大家欢迎。汪说：他一个字可以教一学期，由于大家水平低，一学期只能教半个字。汪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据说在南京家居时，常因批评国民党当局，被逮捕。幸好妻子俞俊珠是名律师，汪进去了就被保释出来。他离开三中后，曾在贵阳办过“白鸟书屋”，专售进步文艺书刊。并在1940年，掩护过国民党追捕的进步老师——刘苇。

李靖烈，上校主任军事教官。当时高中学生是要受军训的。那时一般学生，对军训教官印象都不太好。但有一次，我们对李教官却改变了看法。1941年，思想统治严厉了，学术自由气氛少了，同学多有怨恨之心，但敢怒而不敢言。一天，举行“总理纪念周”，不知是什么原因？忽然看到校长李超英、高中部主任和李靖烈争执起来，争得非常激烈。这时，李穿着全副武装，以鄙夷的目光看了他们一眼，匆匆走下台阶，只听李超英说了句：“你滚！”李靖烈回过身来，拍拍臀部后的手枪说：“如你们敢，我就对不起！”从此，李就离开学校。他为什么出走？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从李对校长、主任的强硬态度，却替我们出了口气。

六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铜仁，土匪很猖獗。

1939年秋，我们从铜仁走路到江口去，那时这条路两旁芦苇较多，从芦苇丛中，可以看到被土匪抢劫后杀害的遗体。1940年我们初中毕业时，从江口回铜仁，是学校联系地方派两个荷枪的士兵护送的。

其实，当时铜仁的土匪，官即是匪，匪即是官，官匪是相通的。但其中有一部分，却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吏治不明，因生活贫困被“逼上梁山”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同学，因经济困难，从铜仁走路，经由松桃、秀山、酉阳到重庆去考大学。出发时，他事先在学校准备一些“饭团”作为干粮，背上被卷上路了。岂知当他走到松桃与秀山交界处时，遇上土匪了。土匪得知他是去重庆考大学的，认为是有钱的人，叫把钱拿出来。这位同学，很善于辞令，把手一摊说，没有钱，只有一点“饭团”和随身穿的几件破衣服，你们要那样，就拿那样。并且说，如有钱，也不会走路，早就从晃县坐汽车走了。土匪搜了他的身，果然没有钱。这时，土匪倒象发了善心，反塞给他一把钞票，叫他赶快上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这种土匪，倒颇有点“打富济贫”的江湖义气，是属于好人一类的。

吴纯俭，男，70岁，浙江蓝溪人。1943年国立三中高中部第六班毕立生。贵州大学毕业后由交通部保送到铁路部门任干部工作。已退休，事迹被编入《中国铁路名人大辞典》。通讯址：贵州凯里市铁路车务段。邮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