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天命之惑：蜀汉正统性叙事的破产与舆论崩塌（1/2）

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年）冬，成都太学的讲堂里，谯周正为弟子们讲授《公羊传》。当讲到“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时，他放下简牍，望向窗外飘扬的魏旗，缓缓说道：“昔夏桀、商纣失德，天命转移；今刘氏失政，民怨沸腾，魏承天命，亦此理也。”台下弟子无人反驳，唯有几声低低的叹息——这个曾被诸葛亮视为“儒学重镇”的太学，早已成了质疑蜀汉正统性的舆论场。从刘备称帝时“黄龙见武阳”的祥瑞造势，到灭亡时“降魏为顺天应人”的共识形成，四十余年的正统性叙事崩塌，比军事溃败更彻底地摧毁了蜀汉的精神支柱。当一个政权失去“天命所归”的舆论支撑，其灭亡便成了无人惋惜的历史必然。

一、“中山靖王之后”：血缘正统性的建构与质疑

刘备集团最初的正统性建构，始于“血缘叙事”。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刘备便以“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自居，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陈寿详细记载了其家族谱系：“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这套血缘叙事，在东汉“尊宗敬祖”的社会语境下，为刘备赢得了“皇室宗亲”的身份加持，使其从“织席贩履之徒”跃升为“匡扶汉室”的潜在代表。

但这套叙事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东汉末年，宗室子弟遍布天下，“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并无特殊性——仅涿县一地，刘氏宗室便有数十家，刘备的谱系“世数悠远，难以考证”。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益州学者秦宓曾当面质疑刘备：“昔高祖起于布衣，光武出于白水，皆有符瑞。今陛下既无符瑞，又非亲承汉统，何以称帝？”虽被刘备斥责“狂言惑众”，却道出了时人的普遍疑虑。更尴尬的是，汉献帝刘协在世时（直至公元234年去世），刘备始终以“匡扶献帝”为口号，却在献帝禅位曹丕（公元220年）后迅速称帝，这种“既尊献帝又代献帝”的矛盾，让血缘叙事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蜀汉后期，血缘正统性进一步被解构。随着时间推移，“兴复汉室”的目标愈发遥远，益州士族开始公开质疑刘备血缘的真实性。谯周在《仇国论》中暗讽：“因余之国（喻蜀汉）肇建之国（喻曹魏），皆欲承天命，然因余之主，谱系模糊，何以服众？”甚至有好事者编造歌谣：“中山靖王之后，真假谁知？涿县织席小儿，妄称宗室！”这种舆论质疑，削弱了刘备后裔统治的合法性——当刘禅被称为“假宗室”时，其对益州士民的号召力便荡然无存。

对比曹魏的“禅让正统性”，蜀汉的血缘叙事更显苍白。曹丕代汉时，通过“汉献帝禅位”的仪式，以“天命转移”的理论构建合法性，虽有“篡汉”之嫌，却符合“尧舜禅让”的传统逻辑；而蜀汉的“血缘继承”，因缺乏“直接传承关系”（刘备与汉献帝的亲缘已疏远至十八代），更像是“自封正统”。当曹魏的“禅让叙事”被中原士族普遍接受，蜀汉的“血缘叙事”便成了“地方政权的自说自话”，难以获得广泛认同。

二、“兴复汉室”：理想叙事的消解与目标异化

“兴复汉室”是蜀汉正统性建构的核心意识形态。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反复强调“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将北伐中原、恢复洛阳汉室作为政权的终极目标。这套理想叙事，在刘备、诸葛亮时期确实凝聚了人心——无论是荆州集团的“归乡之愿”，还是部分益州士族的“正统认同”，都围绕这一目标形成合力。

但到蜀汉后期，“兴复汉室”的理想逐渐异化为“姜维个人的执念”，失去了社会基础。姜维自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掌军后，十余次北伐，“年年征战，岁岁劳民”，却“寸土未得，损兵折将”。延熙十九年（公元256年）段谷之战，蜀军“死者甚众，陇右多怨”；景耀五年（公元262年）侯和之战，姜维再次大败，“士民皆怨”。这些失败让“兴复汉室”从“希望”变成“负担”，益州士族嘲讽“姜维北伐，非为汉室，实为邀功”，普通百姓则抱怨“汉室未兴，家破人亡”。当理想叙事与现实苦难形成强烈反差，其感召力便彻底消失。

“还于旧都”的目标与益州本土利益产生冲突。对益州士族而言，“兴复汉室”意味着政权中心迁回洛阳，自己将失去在本地的特权地位；对普通百姓而言，“北伐中原”意味着持续的赋役与死亡，“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心态逐渐蔓延。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张翼、谯周联名上书：“军旅数出，百姓凋瘁，宜息民养士，以待天时。”这种“反战舆论”的高涨，标志着“兴复汉室”已失去社会共识——当益州士民不再认同这个目标，蜀汉的正统性便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撑。

理想叙事的消解，还体现在“汉室符号”的淡化。刘备、诸葛亮时期，蜀汉处处强调“汉”的符号：国号为“汉”，年号多取“建兴”“延熙”等汉室常用词，祭祀汉高祖、汉武帝等先帝。但到后期，这些符号逐渐被弱化：刘禅追封刘备为“汉昭烈帝”，却未祭祀西汉、东汉诸帝；宫廷乐舞中，“汉乐”被“蜀地新声”取代；甚至在官方文书中，“兴复汉室”的表述被“保境安民”替代。这种符号的淡化，反映出政权已悄然放弃“全国性正统”的追求，沦为“地方性政权”，进一步削弱了其合法性。

当一个政权的核心理想被多数人视为“虚妄”，其统治的精神根基便会动摇。蜀汉后期，“兴复汉室”不再是凝聚人心的旗帜，而是被嘲讽的对象——这种舆论氛围的转变，比任何军事失利都更能说明政权的衰落。

三、“祥瑞与灾异”：天命叙事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