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天命之惑：蜀汉正统性叙事的破产与舆论崩塌（2/2）

蜀汉的正统性建构，还依赖“祥瑞与灾异”的天命解读。刘备称帝时，以“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为祥瑞，宣称“汉有天下，历数无疆”；诸葛亮北伐前，编造“麒麟出建宁，凤凰栖南中”的吉兆，证明“天命在汉”。这套“天人感应”的叙事，在谶纬盛行的东汉末年，对普通民众有较强的说服力。

但到蜀汉后期，灾异频发，天命叙事彻底崩塌。景耀三年（公元260年）“蜀地震，太乐丞何攀妻产子，两头共身”，被解读为“国将分崩”；景耀五年（公元262年）“成都大风，发屋折木”，民间传言“汉祚将尽”；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岷山崩，江水竭”，被视为“亡国之兆”。这些灾异，被谯周等“天命转移论”者利用，宣称“刘氏失德，天弃之也”，与曹魏的“祥瑞频出”（如“甘露降洛阳”“白雉降冀州”）形成鲜明对比。

更致命的是，蜀汉官方对灾异的“自欺欺人”。面对频发的灾异，黄皓与后主刘禅非但不“罪己修德”，反而“伪造祥瑞，粉饰太平”。景耀四年（公元261年），黄皓指使人“在宫中伪造‘赤龙出现’的假象”，逼迫史官记载为“天命仍在汉”；当岷山崩塌的消息传来，刘禅竟说“山崩水竭，乃自然之理，与国祚无关”。这种对天命的“敷衍与欺骗”，让民众彻底失去对“汉室天命”的信任——当统治者自己都不信“天命在汉”，又怎能指望百姓相信？

曹魏对“天命转移”的主动建构，加速了蜀汉天命叙事的崩塌。曹丕代汉后，组织学者撰写《受禅碑》，系统论证“汉朝气数已尽，魏承天命”；曹叡时期，“祥瑞”记载不绝于书，强化“曹魏正统”的舆论。这些宣传通过“互市”“流民”等渠道传入益州，与蜀汉的“灾异频发”形成对比，让益州士民逐渐接受“天命已转移至魏”的观念。当邓艾兵临成都时，谯周劝降的核心论据便是“天命在魏，降魏乃顺天应人”，而刘禅最终接受，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天命转移”的默认。

四、“降魏为顺”：舆论共识的形成与蜀汉的终结

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全面崩塌，最终表现为“降魏为顺天应人”的舆论共识形成。当血缘、理想、天命三大叙事支柱全部断裂，益州士民便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推动”政权更迭——这种舆论转向，让蜀汉的灭亡失去了道德阻力，甚至被视为“解脱”。

益州士族的“劝降舆论”成为主流。谯周是劝降舆论的核心推动者，其《谏后主降魏疏》系统论证了投降的“合理性”：“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若降魏，魏必裂土封陛下，保全身家；若奔吴，终为魏所灭，再降则辱。”这番话不仅为刘禅提供了“台阶”，更代表了益州士族的利益诉求——他们希望通过投降，摆脱荆州集团的压制，获得曹魏的认可与优待。事实上，谯周的劝降得到了益州士族的普遍支持，“群僚皆以为然”，连荆州集团的残余势力（如樊建、董厥）也“默不敢言”，可见舆论已一边倒。

普通民众的“厌战盼降”情绪。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益州百姓“家破人亡者十之五六”，对蜀汉政权“恨之入骨”。当曹魏伐蜀的消息传来，民间竟有“庆祝之举”，认为“魏兵至，可免赋役”。邓艾兵临成都时，“百姓夹道欢迎，无有反抗者”，甚至有人“献酒食劳军”。这种“盼降”情绪，反映出民众对蜀汉统治的彻底否定——对他们而言，投降不是“亡国之耻”，而是“苦难的终结”。

连蜀汉的部分官员也“主动求降”。除了江油马邈、阳安关蒋舒等基层将领，一些中高层官员也暗中与曹魏联络：巴东太守罗宪“在邓艾兵临成都前，已遣使通魏”；南中都督霍弋“在刘禅投降后，立即上表称臣”。这些官员的“主动归附”，并非单纯的“贪生怕死”，而是对蜀汉正统性的否定——他们认为“魏已承天命，降魏乃识时务”。

刘禅的“安乐公”心态，是正统性崩塌的最终体现。投降曹魏后，刘禅在洛阳上演“乐不思蜀”的闹剧，看似“昏庸”，实则反映出他对“汉室正统”的彻底放弃。当司马昭问“颇思蜀否”，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这番话不仅让蜀汉旧臣痛心，更宣告了“刘氏仍承汉统”的叙事彻底破产。若刘禅仍以“汉室后裔”自居，即便投降也应“常怀复国之志”，但其“安乐”心态，恰恰证明蜀汉的正统性已在他心中荡然无存。

从“天命所归”到“降魏为顺”，蜀汉正统性叙事的崩塌，本质上是“统治合法性”的丧失过程。当血缘叙事被质疑、理想叙事被消解、天命叙事被颠覆，这个政权便失去了存在的精神理由。益州士民对投降的“坦然”，甚至“欢迎”，恰恰说明蜀汉的灭亡不是“外部征服”，而是“内部共识”的结果——当一个政权被多数人视为“不必要的存在”，其退出历史舞台便只是时间问题。

成都城破之日，太学里的《公羊传》讲堂依旧开着，只是谯周的弟子们已开始研读曹魏的《受禅碑》。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天命转移”论，如今成了“官方定论”。这段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是：任何政权的长治久安，都离不开“正统性叙事”的支撑，但这种叙事必须与民生福祉、社会共识相结合。当“天命”“血缘”“理想”脱离了民众的真实感受，沦为统治者的“自说自话”，其崩塌便只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