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4章 成都月：降幡之下的人心离散与历史余音（2/2）

姜维趁机向钟会进言：“益州天府之国，易守难攻，将军若能据此地自立，可比刘备当年。邓艾专擅受降，已有不臣之心，不如先除之，再图大业。”钟会本就忌惮邓艾抢了头功，听姜维一说，当即决定动手。他上书司马昭，诬告邓艾“谋反”，又伪造了邓艾的书信，故意用词傲慢，激怒了司马昭。

景元五年正月，司马昭下令将邓艾押回洛阳，钟会趁机接管了邓艾的军队。此时的钟会，手握二十万大军，又有姜维的“支持”，越发觉得自立有望。姜维见时机成熟，便劝他：“应尽杀北来诸将，以防不测。”钟会犹豫再三，最终在元宵夜召集魏军将领，谎称“郭太后有遗诏，令吾讨司马昭”，逼他们签字表态。

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透着致命的缺陷。钟会麾下的魏军将领多是北方人，家眷都在中原，谁愿跟着他在蜀地冒险？当消息泄露后，魏军士兵哗变，涌入钟会的营地。姜维率部死战，他身被数创，仍挥剑斩杀数人，最终力竭而亡。临死前，他望着成都的方向，喃喃道：“先帝、丞相，姜维无能……”

姜维的复国梦，最终成了一场血腥的闹剧。他死后，魏军在成都烧杀抢掠，刘禅的太子刘璇、关羽的后裔关彝等都死于乱兵之中。而那些曾在诸葛亮麾下效力的老臣，大多选择了沉默——他们见过太多征战，厌倦了无休止的厮杀，在他们看来，姜维的挣扎，不过是徒劳的牺牲。

时任巴西太守的马忠之子马勋，在乱中护着百姓躲入太守府。他对属下说：“汉祚已尽，非人力可回。姜将军忠则忠矣，却不知时势。”这种“知时势”的冷漠，恰是蜀汉后期士大夫心态的缩影——当理想被现实反复碾压，忠诚便成了沉重的负担，活下去，成了最实际的选择。

三、降者的结局：安乐窝中的故国之思与历史的镜鉴

刘禅被迁往洛阳后，司马昭封他为“安乐公”，赐宅第、奴婢，待遇优渥。一次宴会上，司马昭特意安排蜀地的乐舞，随行的蜀汉旧臣都触景生情，暗自垂泪，唯独刘禅看得津津有味。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

郤正听闻后，私下对刘禅说：“陛下下次若再被问，应泣而答‘先人坟墓远在陇、蜀，心常悲戚，无日不思’，或可感动陛下（司马昭）。”后来司马昭果然再问，刘禅便按郤正教的话说了一遍，只是挤不出眼泪，只好闭上眼睛。司马昭笑道：“这话怎么像郤正说的？”刘禅睁开眼，惊讶道：“确实是他教我的！”左右皆笑。

这段“乐不思蜀”的典故，成了后世嘲笑刘禅昏庸的铁证。可很少有人注意到，刘禅投降后，蜀汉的百姓并未遭受大规模屠戮，成都的城郭、农田都得以保全。那位力主投降的谯周，虽被时人骂为“卖国贼”，却在降书中特意要求魏军“保护蜀民，勿犯秋毫”。或许，从民生的角度看，刘禅的“昏庸”，反而避免了更大的战乱。

而那些不愿投降的蜀汉旧臣，命运则各有不同。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等被迁往洛阳，虽得官职，却形同软禁；镇南大将军霍弋在南中得知刘禅已降，痛哭三日，最后为保南中百姓，也只得降魏；曾劝谏诸葛瞻的黄崇之子黄勖，隐姓埋名，在绵竹关附近务农，每逢清明，都会去诸葛瞻父子战死的地方，插上一束野菊。

多年后，晋朝的史官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特意去了一趟成都。他登上锦官城的城楼，望着远处的武侯祠，想起自己曾是蜀汉的观阁令史，想起诸葛亮治蜀时“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他在《蜀书》的末尾写道：“蜀之为国，号为天府，然历经数代，君臣乖隔，民有菜色，终至覆亡，非独兵弱也，盖失其政也。”

这句话，或许道破了蜀汉灭亡的根本。当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成了绝响，当姜维的“九伐中原”耗尽了国力，当黄皓的专权撕裂了朝堂，当谯周的“投降论”成为主流，这个曾以“兴复汉室”为旗帜的政权，早已失去了凝聚人心的内核。绵竹的战火、成都的降幡，不过是这个过程的最终呈现。

洛阳的月光，终究照不亮蜀地的沟壑。刘禅在洛阳安然度过余生，直到泰始七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他下葬时，没有使用帝王的礼器，只陪葬了一件蜀锦制成的背心——那是他年轻时，诸葛亮亲手为他缝制的。或许在某个午夜梦回，这位安乐公也曾想起成都的宫墙，想起那位总爱板着脸的相父，只是那份故国之思，早已被“此间乐”的安逸，磨成了模糊的影子。

而蜀地的百姓，很快便接受了新的统治者。他们继续在都江堰的灌溉下耕种，在锦江边织蜀锦，只是偶尔会对孩子说起：“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个汉国，有位丞相，想把我们带向北方……”历史的尘埃，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渐渐掩埋了曾经的壮志与悲歌，只留下那些在史书中凝固的名字，供后人反复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