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5章 制度之殇：从“隆中对”的蓝图到权力架构的崩塌（1/2）

成都平原的春雨，总带着一股潮湿的黏腻。晋泰始十年的清明，一位白发老者拄着拐杖，站在武侯祠的“出师表”碑刻前，指尖轻轻拂过“亲贤臣，远小人”的字样。他是前蜀汉尚书郎文立，如今在晋朝做着散骑常侍。每当蜀地的旧臣相聚，总会有人问：“若丞相仍在，蜀可免亡否？”文立从不回答，只像此刻这样，对着碑刻默默出神——他知道，一个政权的崩塌，从不是某个人能挽回的，那些藏在制度肌理里的裂痕，早在建国之初便已悄然埋下。

一、“跨有荆益”的悖论：地理分割与资源内耗

建安十二年，隆中茅庐的油灯下，诸葛亮为刘备勾勒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蓝图时，大概不会想到，这片看似完美的疆域，会成为蜀汉永远的隐痛。荆州与益州，一东一西，被巫山、大巴山切割成两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江陵到成都，最快的水路也要走一个月，陆路更是“山高水险，栈道三千”。这种天然的分割，注定了两地难以形成高效的协同。

赤壁之战后，刘备入蜀，留关羽镇守荆州。这位“万人敌”的将军，在荆州“威震华夏”，却与益州的中枢日渐疏离。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多次遣使向驻守上庸的刘封、孟达求援，却被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为由拒绝。而当吕蒙白衣渡江的消息传到成都时，刘备正忙着在汉中与曹操对峙，等他调兵遣将准备东征，关羽早已败走麦城。

荆州的丢失，不仅让蜀汉失去了“从宛、洛以出”的北伐基地，更暴露了“跨有荆益”战略的致命缺陷：两地在军事调度、资源分配上的脱节，远非“外结好孙权”的外交辞令能弥补。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荆州派与益州派的矛盾从此浮出水面——那些随刘备入蜀的荆州旧部（如诸葛亮、张飞、赵云），与益州本土士族（如谯周、张裔）、东州流民集团（如李严、吴懿）之间，开始围绕权力分配产生无形的裂痕。

章武二年，刘备在夷陵战败后病逝白帝城，诸葛亮受托孤之重，与李严共同辅政。李严作为东州集团的代表，被任命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实则与诸葛亮形成“一东一西”的权力制衡。建兴五年，诸葛亮准备北伐，想调李严率军镇守汉中，李严却以“江州是重地，不可离”为由拒绝，甚至提出要划分五个郡设立巴州，由他担任刺史。这种近乎“分庭抗礼”的要求，本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对资源分配的争夺。

直到建兴九年，李严因督运粮草不力被废为庶人，诸葛亮才真正实现了权力的集中。但这种集中，是以压制其他派系为代价的。益州本土士族长期被排除在核心权力圈外，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日渐稀薄。当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力主投降的背后，除了对时局的判断，更藏着本土士族对“外来政权”的疏离——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姓刘还是姓曹，只要能让益州免于战火，谁做统治者都一样。

二、“以攻为守”的代价：军事优先与民生凋敝

建兴六年，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写道：“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句充满悲壮的话，奠定了蜀汉“以攻为守”的基本国策。从诸葛亮六出祁山，到姜维九伐中原，四十余年间，蜀汉几乎没有停止过北伐，可这种持续的军事消耗，早已超出了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

蜀汉灭亡时，户籍记载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也就是说，每九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承担一个官吏的俸禄。这样的比例，在魏、蜀、吴三国中是最高的。为了支撑北伐，诸葛亮不得不推行“军屯”制度，在汉中、祁山等地开垦荒地，可即便如此，粮食短缺仍是常态。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正是因为“粮尽退军”的老问题；姜维在段谷大败，也与“粮道被断”直接相关。

过度的军事倾斜，严重挤压了民生空间。益州原本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可到了蜀汉后期，却出现了“民有菜色”的记载。《三国志·后主传》注引《蜀记》提到，刘禅投降时，成都的粮库仅余“米四十万斛”，还不够十万大军吃半年。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曹魏在关中推行“修耕植，蓄军资”，仅陈仓一地的粮储备就足以支撑大军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