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5章 制度之殇：从“隆中对”的蓝图到权力架构的崩塌（2/2）

更致命的是，“以攻为守”消耗的不仅是粮食，还有人才。诸葛亮北伐时，尚能依靠“五虎上将”的余威和自己培养的马谡、张嶷等将领；到了姜维时期，能独当一面的大将已寥寥无几。绵竹之战中，诸葛瞻麾下的将领多是“勋贵子弟”，缺乏实战经验，这与蜀汉长期将资源投入战场、忽视人才梯队建设直接相关。当一个政权的年轻人都在战场上消耗殆尽，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有趣的是，蜀汉的军事制度本身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诸葛亮创立的“丞相府—大将军府”体制，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保证了北伐的效率，却也造成了“后继无人”的困境。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虽能维持局面，却都缺乏他的权威与能力；姜维虽继掌兵权，却始终受到朝堂的掣肘。这种“强人依赖症”，让蜀汉的军事战略缺乏连贯性——时而激进北伐，时而保守防御，最终在摇摆中耗尽了力量。

三、“家国同构”的困境：皇权弱化与派系倾轧

章武元年，刘备在成都称帝时，特意在太庙祭祀汉高祖刘邦，强调“汉有天下，历数无疆”，试图以“汉室正统”的身份凝聚人心。可这种“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高度依赖皇权的权威性，一旦皇帝能力不足，便极易陷入混乱。刘禅登基时年仅十七岁，虽有诸葛亮辅政，却始终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威。

诸葛亮在世时，以“相父”之尊总揽朝政，“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种“代行皇权”的模式，虽保证了政权的稳定，却也让刘禅逐渐养成了“拱手受成”的习惯。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废除了丞相制度，将权力一分为二：蒋琬为大司马，主管军事；费祎为尚书令，主管行政。这种“分权制衡”的尝试，本意是强化皇权，却因缺乏强有力的核心，反而加剧了派系斗争。

姜维的北伐主张，始终受到“保守派”的反对。诸葛瞻、董厥等“荆州派后裔”，更关心如何维护既得利益，对耗费巨大的北伐充满抵触；黄皓等宦官集团，则利用刘禅的昏聩，不断散布对姜维不利的流言。这种内耗，让蜀汉在面对曹魏的致命一击时，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汉中防线的调整、阴平道的疏于防范、绵竹关的指挥失当，背后都是权力斗争留下的疮疤。

与曹魏的“九品中正制”相比，蜀汉的选官制度也存在明显缺陷。诸葛亮虽强调“亲贤臣，远小人”，却未能建立起一套公平、稳定的人才选拔机制。其用人多依赖“荐举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比曹魏更严重。益州本土士族如谯周、陈寿等人，虽有才华，却因出身问题长期得不到重用，自然难以对蜀汉产生归属感。

晋朝建立后，王隐在《蜀记》中总结：“蜀亡者，非兵弱也，盖因制度之弊，积重难返。”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从“隆中对”的地理分割，到“以攻为守”的资源失衡，再到“家国同构”的权力困境，蜀汉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诸葛亮的“鞠躬尽瘁”，只能延缓崩塌的速度，却无法修补那些深植于体制骨髓的裂痕。

春雨渐渐停了，文立对着“出师表”碑刻深深一揖。他想起年轻时在尚书台抄录的文书，想起诸葛亮北伐前“誓讨贼寇”的慷慨，想起成都城破时百姓的哭嚎。那些画面交织在一起，让他忽然明白：历史从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忠诚或智慧就改变走向，它只遵循着制度与人性的逻辑，缓缓向前。而蜀汉的灭亡，不过是这逻辑下，一个必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