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5章 土地悲歌续（1/2）

父亲的老烟斗之此生永别（一）

杨爱国在江城出租屋的台灯下敲键盘时，手指突然像被无形的线拽住，猛地顿住了。屏幕上“父亲的老烟斗”五个黑体字泛着冷光，光标在空白文档里固执地跳动，像他此刻乱了节奏的心跳。桌角堆着三页揉得发皱的稿纸，那是他为张西构思的三个结局——一个是张西抱着刚学会走路的孙子，在麦田里追着蝴蝶笑；一个是他和村里的老伙计们围坐在新盖的晒谷场边，就着花生米喝散装白酒；还有一个是他手把手教村里的年轻人调试新农机，眼角的皱纹里满是欣慰。可现在，这些结局都像被秋雨泡烂的麦秸，再也撑不起半分虚构的温暖。

他从没想过，现实会比小说更残忍，会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给晋博村那个把土地当命的男人，画上一个再也无法修改的句号。

窗外的江风裹着潮气吹进来，卷起窗帘一角，露出远处写字楼霓虹闪烁的轮廓。杨爱国起身走到窗边，从抽屉深处摸出父亲留下的老烟斗——红木烟杆被岁月摩挲得发亮，烟锅边缘还留着父亲最后一次抽烟时的焦痕，那是三年前父亲临终前，攥在手里舍不得放下的物件。他把烟斗凑到鼻尖，隐约能闻到淡淡的烟草味混着泥土的气息，那味道像一双无形的手，瞬间将他拽回2008年的晋博村，拽回了第一次见张西的那个春天。

那年他刚考上大学，寒假回村过年。父亲杨守业那会儿身子骨还硬朗，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去村东头的地里转，说是“听听麦苗拔节的声音，心里踏实”。大年初三那天，父亲吃过早饭，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爱国，带你见个人。以后咱家那两亩玉米地，就托他帮忙种了——你张伯走了，他儿子张西，是个实在人。”

“张伯？”杨爱国愣了愣，才想起父亲说的是村里在李村寺场口修鞋的张老汉。小时候他总爱蹲在张伯的修鞋摊旁，看张伯用锥子把断线的鞋底缝好，张伯总会从兜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塞到他手里，说“爱国乖，等你爸来接你”。他去年暑假回村时，还看见张伯坐在修鞋摊后，只是背更驼了，手上的裂口也更多了，怎么就突然走了？

“去年冬天冷，张伯在修鞋摊旁冻着了，感冒转成肺炎，没挺过来。”父亲的声音低了些，“张西是老小，上面还有个哥叫张东，前些年在南方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没了。现在张家就剩张西一个男丁了，不容易。”

杨爱国的心里猛地一沉，跟着父亲往村东头走。刚拐过村口的老槐树，就看见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的男人，正蹲在地里调试一台崭新的播种机。男人背对着他们，脊梁挺得笔直，黝黑的肩膀上落着层薄薄的尘土，初春的阳光洒在他身上，像给整个人镀了层暖金色。听见脚步声，男人回过头，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田埂上刚冒芽的狗尾草：“叔，您来啦。”

“这是我家爱国，刚放寒假回来。”父亲拍了拍杨爱国的胳膊，又指了指男人，“爱国，这是你西哥，张西。以后咱家的地，就麻烦他多照看了。”

“西哥好。”杨爱国赶紧打招呼，目光落在那台播种机上——银灰色的机身闪着冷光，齿轮和链条都透着新机器特有的金属光泽，这是晋博村有史以来第一台全自动播种机，比村里老人们用了一辈子的木犁头，洋气了不止一星半点。

张西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他比杨爱国高出小半头，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指节上还留着几道没长好的裂口，那是前些天调试农机时被链条划到的。“别客气，都是一个村的。”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却很实在，“我爸走之前还跟我说，你爸当年总给他送热水，这份情，我得记着。”

那天他们站在田埂上聊了很久。杨爱国才知道，张西比他大十岁，初中毕业那年，母亲得了肺痨，家里没钱抓药，没熬过那个冬天就走了。父亲张老汉推着一辆掉了漆的旧修鞋车，在李村寺场口守了二十年，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不亮就出摊，直到天黑透了才推着车回家，就靠这点修鞋的零钱，把张东和张西兄弟俩拉扯大。

张东比张西大五岁，早年跟着村里的人去南方打工，在建筑工地当架子工，没成想第三年就出了意外——脚手架的铁丝断了，他从二十多层高的楼上摔了下来，连句话都没来得及留。那时候张西刚满二十，正在镇上的农机站当学徒，接到消息时，他正拿着扳手拧农机的螺丝，手里的工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连夜往南方赶，却只见到了盖着白布的哥哥。

“我哥走那年，我爸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大半。”张西蹲在田埂上，拔起一根刚冒芽的杂草，在手里慢慢揉碎，绿色的汁液沾在他的指缝间，像洗不掉的印记，“别人都劝我，别守着家里的几亩破地了，出去打工挣得多。可我知道，我要是走了，我爸就真成孤家寡人了，家里的地也得荒了——那是我妈活着的时候，跟我爸一起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地啊。”

从那以后，张西就守在了晋博村，守着家里的三亩薄田，守着日渐苍老的父亲。他跟着村里的老把式学种地，春天学育苗，把选好的玉米种泡在温水里，半夜起来查看发芽情况；夏天学抗旱，顶着正午的烈日在田埂上挖水渠，汗水滴在土里，瞬间就没了影；秋天学收割，蹲在地里一颗一颗捡掉落的花生，说“掉在土里的都是粮食，糟蹋了可惜”；冬天就去镇上的农机站打杂，偷偷跟在师傅身后学修农机，师傅吃饭的时候，他就拿着报废的零件琢磨，常常熬到后半夜。

三年下来，张西成了村里最会种地的人，他家地里的收成比谁家都好，手里也攒下了第一笔钱——他没给自己买新衣服，也没给家里添新家具，而是咬牙去县城的农机市场，买了那台全自动播种机。那天他把播种机开回村时，村里的人都围过来看热闹，张老汉站在人群外，看着儿子黝黑的脸，偷偷抹了把眼泪。

“有了这玩意儿，种地就省劲儿多了。”张西摸着播种机的机身，眼里闪着光，“以后不仅能种咱家的地，还能帮村里的老人们种——王奶奶、李爷爷他们年纪大了，扛不动锄头了，我帮他们种，不收钱。”

杨爱国后来去江城上大学，每年只有寒暑假能回晋博村。每次回去，他都要去村东头的地里看看张西。有时候张西在播种，弯腰把种子倒进播种机的料斗里，动作熟练得像在跳一支熟悉的舞；有时候在收割，收割机在地里穿梭，轰鸣声老远就能听见，他就站在田埂上，手里拿着对讲机，时不时跟司机喊上两句；有时候在给玉米浇水，水管里的水流到地里，他会蹲下来，看着水流漫过干裂的土地，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2010年夏天，杨爱国回村时，发现张西的地里多了一台红色的拖拉机。崭新的轮胎，亮堂的车身，停在田埂上格外扎眼。张西说，这是他用两年的收成买的，花了三万多块，几乎是他所有的积蓄。“有了拖拉机，拉化肥、拉粮食都不用靠人力扛了，王奶奶他们再也不用为了拉一袋化肥，跟老伴儿抬得气喘吁吁了。”他说着，拉着杨爱国去驾驶室里坐，“你试试，这方向盘比家里的自行车好把控多了，以后你要是想种地，哥教你。”

杨爱国坐在驾驶室里，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绿色玉米地，听着张西在旁边絮絮叨叨讲种地的窍门——什么时候施肥最好，什么时候浇水最合适，怎么判断玉米有没有生虫。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这个守着土地的男人，比城里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写字楼白领更了不起——他把别人眼里“没出息”的活，干出了不一样的分量，干出了对土地最虔诚的敬畏。

2015年夏天，杨爱国研究生毕业，回村待了半个月，准备去江城找工作。那天他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隔壁张西家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他赶紧跑过去，看见张西的儿子小伟蹲在院子里，头埋在膝盖上，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把裤腿都浸湿了。张西坐在旁边的石凳上，手里拿着一块擦得锃亮的旧手表，那是张东生前戴过的，他正把一沓崭新的钞票往小伟手里塞。

“怎么了这是？”杨爱国走过去，轻声问。

张西叹了口气，指了指小伟：“这孩子，高考没考上大学，想去北京闯一闯，又不好意思跟我开口要钱。”他把钱硬塞进小伟手里，声音里满是疼惜，“这里有两万，你拿着。到了北京照顾好自己，别舍不得吃，不够了就给爸打电话，爸再给你打——爸虽然没本事挣大钱，但绝不会让你在外头受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