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执法规范整改（1/2）

1987年2月的呼兰，早春的暖意终于穿透了寒冬的余威。县局会议室的窗户敞开着，春风卷着院子里泥土的清香飘进来，落在长条会议桌的文件上，掀得纸页轻轻颤动。全县的民警都坐在屋里，深蓝色的警服整齐排列，连呼吸声都透着肃穆——这是“执法规范整改动员大会”的现场，许文斌局长站在台前，手里攥着一份厚厚的文件，正是《呼兰连环杀人案与沈砚冤案反思报告》。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叫来，不是为了批评谁，而是要正视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许文斌的声音不高，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个人心上，“呼兰连环杀人案夺走了四条人命，而这一切的根源，是1983年沈砚案的执法疏漏——刑讯逼供、伪造口供、忽视证据链，我们用‘严打指标’代替了‘法律正义’，最终酿成了悲剧。如果当年我们能多一份严谨，沈砚就不会含冤而死，秦柏也不会走上绝路。”

他展开手里的文件，念出三项整改措施，每一条都掷地有声：“第一，所有刑事案件必须做到‘证据链完整’，无凶器、无赃物、无完整口供的，一律不得定案，谁签字谁负责；第二，审讯室全面改造，安装24小时录音录像设备，设备直接连接县局纪委，全程透明，禁止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第三，成立‘旧案复查小组’，对1983年以来的存疑案件逐一复查，不管过去多久，只要有疑点，就要查到底，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程野坐在第一排，手里的钢笔飞快地记录着。他想起第一次见到沈砚母亲刘桂兰时，老人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想起秦柏在看守所里，拿到平反通知书时颤抖的双手；想起四位受害者家属在赔偿款面前，或沉默或释然的模样。这些画面像潮水一样涌上来，让他更加明白，这场整改不是形式，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正义的救赎。

大会结束后，许文斌拍了拍程野的肩膀：“旧案复查小组就交给你了，你是这个案子的亲历者，比谁都清楚证据的重要性。”程野用力点头，他知道，这不仅是一份任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月15日，旧案复查小组正式成立。程野带着10名民警走进县局档案室，推开厚重的铁门时，灰尘在阳光里飞舞，落在一排排棕色的卷宗上，像给过去的案件蒙了层纱。“从1983年开始查，每一起案子都要核对证据清单，口供、物证、证人证言，少一样都要标记出来。”程野给大家分工，自己则拿起第一本卷宗——正是沈砚案的原始档案。

档案里的口供记录还留着当年的笔迹，“承认盗窃”“承认杀人”的字样刺眼，旁边却没有对应的凶器照片和证人签字。程野叹了口气，把档案放在一边，又拿起下一本——1984年的“王某盗窃案”。卷宗里只有王某的供述，写着“偷了供销社的50元钱”，却没有赃物追回记录，也没有目击证人的证言。“这个案子有问题。”程野立刻把小组的人叫过来，“去查王某的下落，还有当年的办案民警，一定要问清楚。”

民警们分头行动，有人去走访当年的办案民警，有人去乡下找王某。三天后，消息传了回来——王某因为这起“盗窃案”，不仅丢了工作，还被村民指指点点，后来举家搬到了邻县，靠打零工糊口。程野带着人找到王某家时，他正在院子里劈柴，手上的老茧厚得能塞进木屑。听到“要复查案子”，王某手里的斧头“哐当”掉在地上，眼圈瞬间红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我的事？”

程野把卷宗递给王某，看着他一页页翻完，手指在“供述”两个字上反复摩挲：“当年他们说，我不签字就不让我回家，我没办法……”程野拍了拍他的肩膀：“王大哥，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们一定会还你清白。”

3月10日，县局为王某举行了平反仪式。当许文斌把《平反通知书》递到王某手里时，他哭着跪在地上，对着县局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我一个清白，我儿子终于不用再被人叫‘小偷的孩子’了。”程野站在旁边，心里又酸又暖——这就是复查的意义，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弥补过去的错，让被冤枉的人重新抬起头。

与此同时，审讯室的改造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人师傅扛着录音录像设备走进旧审讯室时，程野特意跟了过去。原来的审讯室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墙角还留着当年的划痕，现在要在屋顶装两个摄像头，墙面贴吸音棉，桌子换成透明玻璃的，确保没有死角。“设备一定要调试好，录音要清晰，录像要能看清嫌疑人的表情。”程野反复叮嘱工人，“这不仅是监督，更是保护——保护民警不犯错误，也保护嫌疑人的权利。”

2月20日，改造后的审讯室第一次投入使用。程野审讯的是一个涉嫌偷自行车的年轻人，男孩刚满18岁，进了审讯室就浑身发抖，双手紧紧攥着衣角。程野指了指屋顶的摄像头：“别害怕，我们的审讯全程录音录像，不会对你怎么样，有什么话就如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