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最后的“新政（1/2）

(历史现场)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銮驾，历经数月的缓慢行程，终于回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旌旗招展，仪仗森严，王公大臣、各国使节黑压压跪倒一片，迎接“两宫回銮”。场面看似极尽尊荣，仿佛一年半前的仓皇逃亡从未发生。

慈禧太后身着朝服，面带矜持的微笑，在李莲英的搀扶下，缓缓走下火车，接受众人的朝拜。她看起来甚至比离京前更显“精神”，仿佛西安的“休养”和成功的“和议”让她重获新生。她刻意营造着一种“劫难已过，中兴在即”的氛围。

而紧随其后下车的光绪皇帝，则与这“盛大”的场面格格不入。他穿着宽大的龙袍，更显得身形单薄消瘦，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灰白，眼窝深陷，眼神空洞麻木。刺骨的寒风让他忍不住发出一连串压抑的低咳，他不得不微微佝偻着身体，在太监的搀扶下，机械地迈着步子。眼前的繁华、喧嚣、跪拜的人群，似乎都与他无关。他的灵魂，仿佛还停留在西安行宫那冰冷的偏殿，或是更早之前，瀛台那绝望的囚笼里。回銮？对他而言，不过是从一个较大的囚笼（西安），回到了那个更熟悉、也更精致的囚笼（瀛台）罢了。

果然，一回到紫禁城，光绪立刻就被“送”回了南海瀛台。湖水已经重新封冻，涵元殿内依旧冰冷死寂，甚至比离开时更添了几分破败。所有的“新政”气象，都与他这个皇帝无关。

然而，紫禁城乃至全中国，确实掀起了一场名为“清末新政”的改革运动。慈禧太后在西安时就已经下诏宣布要“变法”，回銮后更是雷厉风行地推行起来。内容甚至比三年前光绪的戊戌变法更加广泛和深入：

· 废科举（1905年）： 下令自次年起，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推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设立了学部管理新式学堂。

· 练新军： 下令各省筹建新式陆军，中央成立练兵处，由袁世凯实际负责，编练“北洋新军”。

· 改官制： 裁撤冗衙，尝试改革中央官制（如设商部、巡警部等）。

· 奖实业： 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等，鼓励发展工商业。

· 派留学： 大量派遣学生赴日本及欧美留学。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场迟来的、更彻底的改革。但光绪冷眼旁观，心中只有冰冷的嘲讽。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新政”的本质是什么。

1. “新政”的动机： 这绝非慈禧和守旧派官僚幡然醒悟。其根本动机，一是为了履行《辛丑条约》的部分条款（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讨好列强；二是为了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变革呼声，缓和矛盾，拉拢新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挽救和维护清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尤其是她慈禧本人的权力。这是被迫的、功利的“改革”。

2. 权力的核心未变： 推动“新政”的，依旧是那些顽固派官僚（如荣禄，以及后来的奕匡、瞿鸿禨等），他们骨子里并未改变。真正有才干、有改革意识的人（如袁世凯，其能力与野心并存），则利用新政扩张自身势力。

3. 光绪被彻底边缘化： 所有新政谕令，依然由慈禧拍板，以光绪名义发布。但他本人被完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甚至无权过问。他就像一个冰冷的图章机器，在需要时被拿出来盖一下。他甚至听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练得风生水起，新军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这让他感到一种新的、更深的不安。

他的日常生活，除了偶尔被拉去参加一些无法缺席的典礼（如接见外国使节，他必须像个木偶一样坐着），就是在瀛台读书、发呆、忍受病痛的折磨。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肾炎、腰痛、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长期困扰着他。御医换了一茬又一茬，药方开了无数，但都效果甚微。大家都心照不宣：皇帝的病，根子在心上，无药可医。

他偶尔会听到一些宫外传来的消息。比如，革命党人孙文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有人在宫廷私下议论；比如，各地因为推行“新政”加税、办学堂、练新军，又引发了新的民变；比如，袁世凯的权势越来越煊赫……

这些消息让他更加迷茫和绝望。他曾经渴望的变革，如今以这样一种扭曲、功利的方式在进行着，而带来的却不是富强，而是更多的混乱和新的危机。而他，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只能困在这座孤岛上，眼睁睁看着帝国向着未知的深渊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