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盖棺难定论:身后的争议与回响(1/2)

历史现场

范文程的棺椁已然入土,康熙皇帝御赐的“文肃”碑文在阳光下闪烁着庄重而冰冷的光泽。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似乎已经随着那场风光的葬礼和溢美的谥号,尘埃落定。然而,在朝堂之外,在士林之中,在茶楼酒肆的闲谈里,甚至在范氏家族内部,关于他一生功过是非的议论与评判,却如同水面下的暗流,从未停歇。

他的离去,仿佛打开了一个话匣子,让那些在他生前因顾忌其地位而不敢轻易出口的议论,渐渐浮出水面。

在一些坚守遗民气节的明朝旧臣和江南士子的私下着述或口耳相传中,范文程的形象,常常与“汉奸”、“武臣”等字眼联系在一起。

“范某者,世受明恩,读书仕进,却背弃君父,投效建虏,为之鹰犬,出谋划策,倾我宗庙。袁督师之死,彼难逃其咎;江南血案,彼亦推波助澜。虽得虏主高官厚禄,然其行径,与古之秦桧何异?实乃士林之耻!”这样的抨击,尖锐而充满道德审判的意味,代表着一种基于传统“华夷之辨”和忠君思想的严厉批判。

然而,在清朝的官方史书和许多选择与新朝合作的官员、学者笔下,范文程则是另一番面貌。

“文肃公深明大义,洞悉天命。当明季纲纪崩坏,民不聊生之际,公能择主而事,辅佐太祖、太宗,定制度,收人心,为我大清开万世基业立不世之功。其招抚汉民、开科取士之策,活人无数,保全华夏文明一脉,功莫大焉。观其一生,可比兴周之姜尚,辅汉之张良,实乃王佐之才,岂可以寻常腐儒之见度之?”这种评价,强调其“顺应天命”和“以民为本”的功绩,试图从历史贡献的角度为其正名。

甚至在范府内部,儿孙辈们在整理祖父遗物、回忆其生前教诲时,也能感受到那种复杂的矛盾。

“祖父晚年,常独坐书斋,对江南地图,良久叹息。他曾言,‘治国如同烹小鲜,火候稍差,则滋味全非。’提及剃发令时,他更是神色黯然,只道‘此令一下,江南恐无宁日矣。’可见其内心,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与憾事。”长子在家族内部的追思中,如是说道。这揭示了范文程并非冷酷无情的政治机器,他也有其内心的挣扎与无奈。

历史的评价,如同一面多棱镜,从不同角度望去,会折射出截然不同的光彩。而时间的流逝,则像一位耐心的雕刻师,不断打磨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知。

数年,数十年过去。清朝的统治日益巩固,康熙帝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展现出雄才大略,一个空前统一和强盛的帝国已然成型。社会逐渐安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康乾盛世”的曙光初现。此时,再回头审视范文程当年的选择与作为,一些原本激烈的批评声,似乎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一些原本对清朝抱有敌意的士人,在亲眼目睹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后,内心开始动摇。他们或许依然不认同范文程“变节”的行为,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所辅佐建立的这个新王朝,确实结束了明末的乱世,带来了他们曾经渴望而明朝未能给予的秩序与和平。

“或许……这便是‘天命’所归吧?”有人开始在私下里如此感叹。对范文程的评价,也从单纯的道德鞭挞,慢慢转向对其政治远见和历史功绩的某种程度上的承认。

而那些早已融入清朝体制的汉官们,则更加理直气壮地将范文程奉为楷模。他的成功证明了汉人精英在满洲政权中同样可以占据重要地位,发挥关键作用,实现个人价值与政治抱负。他的施政理念,如重用汉官、尊崇儒学、恢复科举等,被后来的汉官们视为争取自身权益和影响朝廷政策的重要依据和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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