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新君雍正（2/2）

“很好。”雍正帝点了点头，语气似乎缓和了一丝，“朕初登大宝，百废待兴，尤恨官场因循苟且、结党营私之风。欲整顿吏治，刷新朝政，需要的是实心任事、忠于朝廷的干才，而非只会吟风弄月、钻营关系的庸吏。”

他顿了顿，目光再次落在张廷玉身上：“你父亲张英，是难得的清廉能干之臣。望你能继承父志，为朕，为朝廷，竭诚效力。”

“奴才遵旨！定当肝脑涂地，以报皇恩！”张廷玉再次跪倒，心中一块大石稍稍落地。他知道，自己初步通过了新皇帝的考验。

从那天起，张廷玉被召见的频率明显增加。雍正帝交办给他的事务，也越来越核心，从简单的文书节略，到参与起草一些不太重要的谕旨，再到协助整理、分类来自全国各地的密折。雍正帝勤政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常常批阅奏章到深夜，而张廷玉作为近臣，也常常需要陪侍到很晚。

他很快便领略到这位新君的行事风格：雷厉风行，要求极高，厌恶空话套话，注重实际效果，而且极其多疑，对臣下的忠诚和能力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任何一点含糊、拖延或者失误，都可能引来严厉的斥责。

张廷玉将自己“严谨”、“缜密”、“高效”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他起草的文件，字斟句酌，符合规制；他处理的奏章，分类清晰，提要精准；他值守的时间，永远最早到，最晚走。更重要的是，他依然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和谨慎，对经手的所有机密守口如瓶，绝不与任何官员私下议论朝政，也绝不表现出对任何派系的倾向。

他的这种表现，逐渐赢得了生性多疑的雍正帝的信任。皇帝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官员，就像一件极其顺手、可靠的工具，总能准确无误地完成自己交办的任务，而且从不问为什么，从不借此结交权贵，也从不居功自傲。

在一次深夜，雍正帝批阅奏折间歇，看着在一旁安静整理文书的张廷玉，忽然淡淡地说了一句：“朕用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外间议论朕严苛，殊不知，朕之严，是对因循怠惰、结党营私者；朕之苛，是对欺上瞒下、蠹国害民者。于实心任事之臣，朕从不吝恩赏。”

这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张廷玉的肯定与告诫。张廷玉心中了然，只是躬身道：“皇上励精图治，乃天下之福。奴才唯有更加勤勉，以报天恩。”

他知道，自己已经成功地在新朝站稳了脚跟，并且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接近这个帝国真正的权力核心。

（钩子：张廷玉的勤勉和才干得到了雍正帝的认可，信任与日俱增。然而，雍正皇帝锐意改革，面对的是一套沿袭已久、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常规的内阁处理政务流程繁琐，已无法满足皇帝对效率和保密的要求。一个全新的、足以改变帝国权力运作模式的机构，正在雍正帝的构想中酝酿。张廷玉，这个他越来越倚重的得力干臣，将被赋予怎样的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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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

“新君雍正”这一章，深刻揭示了张廷玉政治命运发生根本性转折的内在逻辑。

首先，张廷玉的个人特质与雍正皇帝的执政需求形成了高度互补和完美契合。雍正帝即位之初，面临合法性争议和官僚系统的怠惰因循，他急需打破常规，建立一套高效、保密、且绝对忠诚于他个人的行政班底。张廷玉所具备的严谨、高效、缜密和绝对的谨慎（不结党、不泄密），正是雍正帝心目中理想“工具型”官僚的典范。他的能力解决了皇帝的“效率焦虑”，他的忠诚则缓解了皇帝的“安全焦虑”。

其次，张廷玉成功地完成了从“康熙近臣”到“雍正心腹”的身份转换。这一转换并非理所当然。他凭借其在康熙末年绝对中立的立场，向新皇帝证明了自己的“政治清白”和“唯忠皇上”的纯粹性。同时，他通过“养心殿觐见”等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迅速向新君展示了自己的实用价值。这种在皇权交替中的稳健表现，是其政治智慧远超常人的体现。

从历史背景看，雍正初年的政治环境，为张廷玉这类依靠自身业务能力和绝对忠诚，而非出身或派系背景的官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晋升通道。雍正帝的统治风格，打破了康熙晚年某些僵化的政治格局，强调“实心任事”，这使得张廷玉的行政才能得以冲破资历和派系的束缚，被火箭式提拔。

然而，这种近乎绝对的依赖和超越常规的提拔，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张廷玉的权力和地位，完全系于雍正皇帝一人之好恶，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和缓冲。一旦皇帝的信任动摇，或者新君即位，他的地位将变得极其脆弱。此外，雍正帝的严苛和多疑，也要求张廷玉必须时刻保持最高级别的谨慎，这种长期处于高压下的状态，对其身心都是一种巨大的消耗。他即将参与的军机处的创立，将把他推向权力巅峰，也将这种“一人之下”的机遇与风险，同时放大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