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决战前的布局（1858－1860）（1/2）

历史现场

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再次离开湘乡，心境与前次出山时已截然不同。丧父的悲痛沉淀在心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洗净铅华后的沉稳与清明。他不再像个满怀激愤、急于证明自己的斗士，而更像一个手握棋谱、准备落子的弈者。他深知，天下这盘残局，不能再靠蛮力硬碰，而需耐心、谋略与人望。

此次朝廷给他的名义是“办理浙江军务”，但他心里清楚，真正的舞台在安徽，在长江沿岸，在太平天国的腹心地带。他首先奔赴江西，与苦撑待变的旧部会合。湘军将士见到主帅归来，士气为之一振。曾国藩没有急于发动攻势，而是先安抚人心，整顿营伍。他召见各营将领，嘘寒问暖，检讨自己过往“性情过激”之处，肯定大家坚守之功。这股谦和坦诚之气，迅速弥合了因他离营而产生的些许隔阂。

很快，他接到了新的任命：援救安徽。这正合他意。安徽是太平天国天京的西大门，也是其粮饷重要来源地。要撼动洪杨根本，必须经营安徽。

但单凭他手中力量，远远不够。曾国藩“悟道”后的首要战略转变，就是从“单打独斗”转向“联合作战”。他深知，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合力。他的目光投向了几位关键人物。

第一人是胡林翼。 此时胡林翼已是湖北巡抚，坐镇武昌，手握湖北军政财大权，是湘军最重要的后方支柱和盟友。胡林翼才干超群，视野开阔，且对曾国藩极为敬重支持。曾国藩抵达湖北与胡林翼会面，两人在武昌促膝长谈，通宵达旦。他们达成高度共识：欲平江南，必先取安庆；欲取安庆，必先固湖北、江西根本。 胡林翼慨然承诺，湖北全力保障曾国藩东征之军的饷需，并派麾下精兵强将（如李续宾部，此时李已战死于三河，但余部犹在）协同作战。曾、胡结成了晚清最牢固、最高效的政治军事联盟，时人并称“曾胡”。

第二人是左宗棠。 左宗棠此时仍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级幕僚（实际掌权者），才华横溢，但性格狷介狂傲，与曾国藩素有旧谊，也曾有龃龉。曾国藩再次出山后，对左宗棠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主动。他上奏朝廷，极力称赞左宗棠的才能，建议重用。当左宗棠因性格得罪官场、遭人弹劾陷入困境时（“樊燮案”），曾国藩又多方奔走营救，甚至不惜以自身前程担保。左宗棠虽嘴上不服，但心里感念，后来独当一面编练“楚军”，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一支重要方面军，与曾国藩形成了战略配合。曾国藩此举，不仅赢得一个强力盟友，更展现了其容人之量。

第三人是李鸿章。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翰林院晚辈，也是其门下弟子，此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参赞军务。曾国藩敏锐地看出李鸿章才大心细，机变过人，是独当一面的帅才。他不仅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更有意加以磨砺。一次，曾国藩命李鸿章起草一份重要奏章，李鸿章精心撰写，自觉文采斐然。曾国藩看了却摇摇头，提笔删改多处。李鸿章心中不服，暗觉老师文章过于质实。待奏章发出，朝廷嘉许，效果极佳。李鸿章私下对比原稿与改稿，才恍然大悟：老师所改，皆在稳妥扎实、切中要害、不留把柄之处，非为文采，实为政治老练。此事对李鸿章影响至深。后来上海告急，江苏士绅乞师，曾国藩力排众议，决定派兵援沪，并将组建、统帅这支新军的重任，交给了年仅三十九岁的李鸿章。这就是日后威名赫赫的淮军的起源。曾国藩不仅给兵（调拨部分湘军骨干）、给饷、给政策，更在李鸿章临行前，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相赠，倾囊相授。他对李鸿章的提携，既是慧眼识人，也是为湘军集团开辟新的战略支点，更是其“慎选替手”长远眼光的体现。

在团结各路英杰的同时，曾国藩与胡林翼反复推演，最终确立了清晰的三步走战略：

1. 稳固后方：确保湖北、江西基地稳固，保障饷道畅通。

2. 廓清两翼：扫清安庆外围州县，逐步收紧包围圈。

3. 中心开花：集中全力，攻克安庆。

其中，“夺取安庆”被曾国藩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他在奏折和书信中多次强调：“安庆一军，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 “中原之形势，不在金陵，而在安庆……此诚不可不争之地。” 他将安庆视为太平天国的“七寸”，拿下安庆，就等于扼住了天京的咽喉，截断了其与长江上游的联系和物资补给，天京将成为一座孤城。

为实施这一战略，他与胡林翼作了精密分工：胡林翼坐镇湖北，调度全局，并派多隆阿等部从北岸进军，牵制太平军；曾国藩则亲自指挥曾国荃、鲍超、张运兰等部，从南岸步步推进，直逼安庆。

咸丰九年（1859年）至十年（1860年），湘军以惊人的耐心和韧性，执行这一战略。他们不再追求闪击战，而是稳扎稳打，每得一地，必深沟高垒，巩固后方，再图进取。太平军虽多次试图解围，但在湘军坚固的营垒和协同作战面前，屡屡受挫。曾国荃部更是展现出强悍的攻坚能力和坚韧的意志，像一颗钉子，牢牢楔在安庆城下，开始漫长的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