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 《疤》（1/2）

《疤》的余韵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缓慢而固执地扩散着，触碰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岸。

第一个找来的不是唱片公司，而是一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中山装的老人。他通过那个小众平台极其简陋的站内信功能，留下了联系方式和一个名字：陈守拙。后面附着一行小字：电影《春逝》配乐指导，金碟奖最佳原创音乐获得者。

金碟奖，那是华语电影音乐最高荣誉。陈守拙这个名字，对浸淫音乐多年的徐明和林小雨而言，如雷贯耳。他年轻时以先锋实验音乐闻名，中年后醉心于民族音乐融合，作品厚重深沉，极少与商业流量沾边。

他将他们约在一个老式茶馆的角落，面前摆着一套釉色温润的紫砂茶具，自己则捧着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没有寒暄，他直接点开了手机里《疤》的音频，闭上眼睛听。茶香氤氲中，老人斑白的眉毛微微耸动。

一曲终了，他睁开眼，目光锐利如鹰隼初醒，却又带着一种沉淀后的温和。

“有骨头。”他啜了一口搪瓷缸里的浓茶，言简意赅，“也有伤。这很好。技术是糙的，情感是真的。现在满耳朵都是磨得光滑溜圆的假珠子，你们这个，是带着泥腥气的石头。”

他放下缸子，从随身的旧帆布包里掏出一份用牛皮纸仔细包裹的剧本手稿，纸张边缘已经磨损发毛。“我手里有个本子，导演是个愣头青，没什么钱，也没什么名气，就有一股子死磕的劲儿。故事讲边缘人，讲废墟里的重生，跟你们的调子合。”他将剧本轻轻推到两人面前，“里面有三段需要音乐，不是烘托，是人物的一部分，是呼吸。他们预算只够请我喝一个月的茶，但我答应了。因为本子够硬。”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两人年轻却已带上风霜痕迹的脸：“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试试。没有署名费，只有最后成片出来，如果能有票房分成，按比例算。也可能什么都没有，片子就死在地下电影库里。干不干？”

没有华丽的许诺，没有繁复的合同，甚至没有保证。只有一份粗粝的手稿，和一个近乎苛刻的邀请。但陈守拙的眼神，和他话语里对“骨头”和“真”的看重，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打开了徐明和林小雨心中某扇紧闭的门。

他们接下了这份手稿。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几乎与世隔绝。白天，徐明去康复中心做手腕的理疗，林小雨则接了一些零散的声乐教学工作，维持基本生计。夜晚和所有空闲时间，两人就窝在那个小房间里，反复研读那本字迹潦草、浸透了创作者心血与挣扎的剧本。他们试图理解那些在生活泥沼中打滚、却仍不肯放弃仰望星空的灵魂。

创作过程比想象中更痛苦，也更有魔力。他们不再仅仅为自己发声，而是试图为剧本里那些虚构的、却又无比真实的人物，找到声音的出口。有时为了一个场景的情绪贴合，他们能争吵到凌晨，吉他弦崩断好几根。有时又会因为突然捕捉到那一闪即逝的旋律契合而激动得彻夜难眠。

陈守拙每隔两周会来一次，带着他那搪瓷缸子，听他们的阶段性小样。他很少夸赞，批评却一针见血。“这里，太满了，留点气口。”“那个转音，花哨，砍掉。”“鼓点？这里不需要鼓点，要的是心跳一样沉的底音。”

在他的“折磨”下，那些最初带着《疤》影子的习作，被一遍遍打磨、推翻、重建。属于徐明和林小雨的个人伤痛叙事，逐渐融化为更普世、更内敛的情感张力，却奇迹般地没有丢失那份“真”与“骨头”。

就在他们沉浸于这痛苦而纯粹的创作中时，外界的波澜并未真正平息。

周世琛的庭审开始了。由于案件重大复杂，涉及经济犯罪和人身侵害等多个方面，审理过程漫长而低调，并未进行全程直播，但关键节点的新闻报道，依然牵动人心。徐明和林小雨作为重要受害人与证人，按要求出庭作证。站在庄严的法庭上，面对被告席上面无表情的周世琛，陈述那段黑暗经历时，他们已没有了最初的恐惧和颤抖，只有平静的叙述和确凿的指认。周世琛的律师团队进行了激烈的辩护，但在警方恢复的部分数据、张姐等人的证词以及一系列物证面前，辩驳显得苍白无力。

最终，周世琛因多项罪名成立，被判处重刑。海星娱乐宣告破产清算，旗下资产被拍卖，相关涉案人员也纷纷得到法律制裁。一桩震动娱乐圈的巨大黑幕，在法律程序上，算是画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

宣判那天，徐明和林小雨没有去听。他们待在陈守拙借给他们临时使用的一间老旧录音棚里，正在为电影最后一段高潮戏录制人声部分。当林小雨唱到那句“泥泞中长出的芽，比温室的玫瑰更懂得光的方向”时，录音棚隔音玻璃外，陈守拙默默关掉了手机上推送的庭审结果新闻，对他们比了一个“继续”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