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番外之新邺辩论（2/2）

孟淳面色不变：“治国如烹小鲜，急火快炒则外焦内生。商鞅变法，秦虽强而速亡；始皇暴政，二世而绝。此非法家前车之鉴乎？”

“不然！”接话的是墨家代表田穰。墨家在东赵一直有微弱但持续的影响力，他们的实用技术和军事工程知识为东赵守流求、开发扶桑提供了重要支持：“墨家兼爱，非无原则之爱；非攻，非不备战。当今之世，无强大国力，何以谈仁义？无实用技术，何以保家卫国？东赵需要的是既能富民强国，又能兼爱非攻的新道路。”

第一次辩论持续了整整六个时辰，直到夜幕降临，烛火点燃，辩论仍在继续。没有明确的胜者，但一种新的思潮已如春芽破土，不可阻挡。

随后的三年间，这样的辩论每月举行一次，主题从“义利之辨”到“华夷之辨”，从“礼法之争”到“王霸之辩”。成王赵珩尽可能每次都会到场聆听，有时甚至在屏风后一站就是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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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五年夏，一场特别的会晤在公孙岳简朴的书斋中进行。墨家代表田穰带着几位弟子造访，他们面前摊开着各自学派的经典典籍。

“公孙先生，我仔细研读了法家的《商君书》与《韩非子》，发现法家与墨家其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田穰开门见山，“我们都重视实用，反对空谈；都主张尚贤，反对世袭；都强调国家利益至上。”

公孙岳眼中闪过惊喜：“田先生所言极是。我也研究了墨家的《墨子》，尤其欣赏你们的‘三表法’——考察事物要追本溯源，验证实效，应用实践。这与法家重视实效、反对虚言的精神不谋而合。”

两位学者越谈越深入，发现两家学说在批判儒家“华夷之辨”上也有共识。

“东赵地处海外，与各族交往频繁，若固守‘华夷之辨’，无异于作茧自缚。”田穰道。

“正是！”公孙岳拍案而起，“墨家主张‘兼爱’，本就无分华夷；法家认为只要有才能，不论出身都应任用。我们应该共同提出一种基于文化认同而非血缘地域的新天下观。”

这次会晤成为东赵思想史上的转折点。法家与墨家——这两个在历史上少有往来的学派——开始联手，他们的学者共同研究，共同着书，共同在辩论中对抗儒家学者。

初平六年秋，公孙岳与田穰合作完成了《富强论》一书，系统提出了“国力至上”、“实用为先”的思想体系。书中明确提出：

“国之强弱，不在疆土大小，而在国力厚薄。国力者，农工商之产，船舰兵械之利，士民之勇智也。”

“治国之道，不尚空言而贵实行，不慕虚名而求实利。”

“人才之选，不同华夷，唯才是举；不论亲疏，唯贤是用。”

“技术工艺，非奇技淫巧，乃强国富民之本，当尊之重之。”

这本书很快传入宫中，成王赵珩读后大喜，下令印刷千部分发各级官员。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开始在东赵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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