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末班电车（1/2）

十月初五街的夜，湿得能拧出水来。海雾像冤魂的呼吸，缠绕着殖民时期留下的葡式拱廊。1967年12月14日，明天这条线上跑了半个世纪的电车就要永远停驶。

老梁在末班车上收完最后一枚硬币时，怀表指向十一点四十七分。乘客们下车时都带着种奇怪的肃穆，有人拍了拍他的肩，有人低头抹眼睛。最后一个老太太下车前，用皱得像澳门地图的手摸了摸锃亮的扶手：“梁师傅，以后听不到你报站喽。”

车厢空了。

老梁没急着走。他拿出那块用了三十年的麂皮布，开始擦拭每一个铜扶手。动作慢得像在抚摸情人的肌肤。手指划过木质座椅上的刻痕——那是1942年一个逃难的孩子刻的；目光扫过车窗上的雨渍——像极了1953年台风夜那个孕妇临盆时呼出的雾气。

“铛。”

一声清脆。

老梁的手停在半空。那声音太熟悉了，硬币落入铁皮钱箱的声响，铜板撞击生铁的那种实心回音。可钱箱已经锁了，就挂在他腰带上。

他慢慢转头。

空荡的车厢里，钱箱口悬着一枚1935年的澳门币，然后在落地前消失。

老梁咽了口唾沫，喉结滚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他闻到了一股气味——不是海雾的咸腥，而是头油、布料霉味和淡淡的檀香皂混合的气息，像极了战前人们身上的味道。

“铛、铛、铛。”

连续三声。

这次他看见了。三枚不同年代的硬币从不同高度的空中落下，在触及地板前像水泡般破裂。空气开始波动，如同夏日路面蒸腾的热浪。老梁的脊背发凉，冷汗浸透了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制服。

然后是声音。

先是细碎的布料摩擦声，接着是压低的交谈声，用的是三四十年代的澳门土话：“去妈阁庙前落车”“带仔去镜湖医院复诊”。老梁的手指抠进木质座椅的裂缝，指甲缝里塞进陈年污垢。他不敢呼吸，怕一呼气就会惊破这诡异的画面。

车厢渐渐“满”了。

穿阴丹士林旗袍的女人低头翻着手袋，戴毡帽的男人摊开《澳门日报》——头版标题是“日军宣布投降”。一个穿短打的小孩趴在车窗上，鼻子压得扁扁的，呵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白雾。

电车动了。

没有引擎声，没有轨道摩擦声，但窗外的景色在流淌。不是现在的十月初五街，而是老梁记忆中的模样：霓虹招牌写着“昌盛押”，骑楼下摆着云吞面摊，墙上贴着1948年电影《清宫秘史》的海报。

恐惧像藤蔓缠住心脏，但另一种情感在破土——亲切感。这些面孔他见过，在千万个来回中。那个总在红窗门街口上车的教书先生，那个每周末去新马路买胭脂的姑娘，那个总在暴雨天乘车的盲眼乐师……

“梁师傅。”

有人叫他。

车厢尽头，站着一个穿深蓝长衫的老人，手里拎着医箱。老梁的呼吸停了。那是陈医生，死于1959年白喉疫情的中医师，总在深夜出诊后乘末班车回家。

“最后一班了？”陈医生微笑，眼角的皱纹堆叠如澳门老街的巷弄。

老梁想点头，脖子僵硬。他想说话，舌头粘在上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