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上）—— 图纸、炉火与汗水（2/2）

失败连着失败。宝贵的合金原料被消耗，工人们连轴转的疲惫，加上屡试屡挫的打击，让现场气氛越来越压抑。一些工人开始怀疑：“咱们这土炉子，真能炼出人家那种高级钢？”“是不是咱们天生就不是搞这个的料？”

李云龙的眼睛也熬得通红，但他梗着脖子，不信邪。每次出炉，无论成败，他都守在炉前。失败了，他拉着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蹲在还温热的废锭旁，分析原因。“哪个环节出的岔子？是料没算准？是火候没看对？还是浇铸手抖了？别怕丢人，说！咱们从失败里学！”

他还把那位沉默寡言但经验丰富的留日冶金专家老吴（吴工程师）请到前线，让他和苏联专家多交流，结合中国炉子的特点想办法。老吴起初有些胆怯，在李云龙的鼓励和赵刚的支持下，渐渐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他注意到，苏式工艺中对某些合金的加入顺序是基于其大型电炉的特性，而鞍钢的平炉热工制度不同，可能需要调整。他与苏联专家激烈讨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决定在下一炉尝试调整合金加入时机和方式。

赵刚则从思想上给队伍鼓劲。他在现场召开动员会，不是空讲大道理，而是请老师傅讲旧社会炼钢工的苦难，请技术人员讲特种钢对国家国防的意义。“同志们，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心！咱们现在流的汗、费的料，就是为了将来前线战士少流血！苏联同志也不是天生就会，也是这么摸索过来的！党相信咱们中国工人阶级的智慧和毅力，一定能攻克这个堡垒！”

同时，他切实关心工人的生活，改善饮食，增加轮休，确保大家有体力持续作战。他还组织技术总结会，要求每一炉无论成败都要写出详细的操作记录和原因分析，建立技术档案。

转机出现在第七炉。这一次，综合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采纳了老吴调整后的部分工艺，炉长和工人们也更加沉着精细。从配料、熔炼、脱氧、合金化到出钢、浇铸，整个过程异常顺利。当通红炙热的钢水注入锭模，火花四溅，却没有出现异常沸腾或喷溅时，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就低声说：“这炉……有门儿！”

钢锭冷却后，经过初步的表面检查和取样，情况良好。送到实验室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和机械性能测试，几天后，结果传来：主要成分指标完全符合要求！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均达到甚至超过了标准！

消息传来，整个炼钢车间沸腾了！工人们把安全帽抛向空中，相拥而泣。老吴工程师握着苏联专家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李云龙一拳砸在旁边的铁架上，哈哈大笑：“他娘的！成了！我就说嘛，咱们中国人，不比别人笨！”

这第一炉合格炮管钢的炼成，意义非凡。它不仅仅是一种材料的突破，更是信心的重塑，是证明在艰苦条件下，通过中外合作、上下同心、科学钻研，能够掌握复杂工业技术的生动范例。后续的批量试制和工艺固化，依然有大量工作，但最难的关口，已经迈过。

就在技术攻关如火如荼之际，赵刚敏锐地意识到，仅有技术的突破还不够。现代化的大生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管理作为保障。设备再先进，工艺再成熟，如果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质量不稳、事故频发，一切都将大打折扣。

他从苏联专家那里，从有限的参考资料中，从一些管理干部和懂行的旧人员那里，了解到一些现代工业管理的概念：生产计划、劳动定额、质量管理、成本核算、设备维护、安全生产……这些词汇，对他而言，如同当初李云龙面对机床术语一样陌生，但他知道，这是必须攻克的另一个“高地”。

他决定从最基础、最直观，也最容易引发矛盾的环节入手——劳动定额.

过去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型兵工厂，生产多是任务式、动员式，凭觉悟和热情干活，没有精确的定额。但在沈阳这样的大型工厂，工序复杂，人员众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定额，就无法编制准确的生产计划，无法衡量效率，无法实行按劳分配，容易造成“干好干坏一个样”、“磨洋工”或“鞭打快牛”的现象。

赵刚选择在刚刚安装调试成功、准备小批量试制苏式步枪的车间进行定额试点。他组织了一个由车间主任、技术人员、老工人代表、工会干部和统计员组成的小组，由一位学过一些管理知识的留用人员担任顾问。

方法很“土”，但力求科学：对步枪生产的每一道主要工序（机加工枪管、枪机、护木，热处理，表面处理，装配，校验等），选择几个技术熟练、操作稳定的工人，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用秒表多次测量其完成单位产品（如车一根枪管外圆）所需的“纯作业时间”，然后加上必要的休息、生理需要、工艺准备等“宽放时间”，再考虑一定的技术熟练度普遍提高的潜力，综合确定一个“先进合理的定额”。

这个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反复。有些工人担心定额太高，完不成；有些老师傅觉得被“掐着表”干活，不受信任；管理人员则担心定低了影响效率。赵刚亲自参加讨论会，耐心解释定额的意义：“定额不是‘紧箍咒’，而是‘测量尺’。它能告诉我们，干一件活到底需要多少合理的时间，帮助我们制定计划，发现生产中的瓶颈，奖励先进，帮助后进。定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进步、工具改善、工人熟练，定额也可以修订。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多造好枪，支援前线。”

经过反复测算、协商、试点调整，第一套工序定额终于制定出来。试行初期，确实有些不适应，但很快，效果开始显现：生产计划变得清晰可行，物料供应能更准确地配合，工人的劳动效率有了客观的衡量标准，超额完成定额的工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奖励（多是实物奖励，如粮食、布匹），大家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定额，暴露了一些工序安排不合理、工具工装落后、物流不畅等问题，为后续的技术革新和管理改善指明了方向。

在抓定额的同时，赵刚也开始强力推行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

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三检制”（自检、互检、专检）和“首件检验”等概念。要求在关键工序设立检验点，操作工必须对自己加工的零件进行自检，下道工序对上道工序进行互检，专职检验员进行最终把关。每一批产品投产前，必须先做“首件”，检验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他明确提出“质量是生命，是政治任务”，要求将质量指标纳入考核。

安全生产更是被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战争环境下，工厂条件差，工人安全意识薄弱，事故时有发生。赵刚看了几起事故报告（有烫伤、砸伤、触电），痛心疾首。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入车间必须穿戴劳保用品（工作服、手套、防护镜等）；操作旋转设备严禁戴手套；电气设备必须接地、有警示；危险区域设置标识；建立安全值班和检查制度。他要求各厂成立安全委员会，工会把劳动保护作为重要职责，党团组织要宣传安全知识。他甚至“威胁”说：“谁要是因为违反操作规程出了事故，我不光要处分他，还要追究他领导的责任！咱们搞生产是为了建设国家，不是让工人兄弟流血受伤！”

这些管理措施，起初被一些习惯于松散管理的干部和工人视为“条条框框”、“麻烦”，但赵刚态度坚决，反复检查落实。渐渐地，厂区的秩序变得井然有序，生产节奏更加稳定，废品率开始下降，事故明显减少。一种新的、讲求科学、注重效率、严守纪律的现代工厂氛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悄然生长。

秋天将尽，沈阳的第一场雪悄然飘落。站在工业部大楼里，望着窗外银装素裹的厂区和远处高炉冒出的、在寒冷空气中格外醒目的白色蒸汽，李云龙和赵刚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也深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图纸正在变成机器，炉火已经炼出好钢，管理的轮子开始啮合转动。然而，距离真正形成稳定、可靠、成规模的军工生产能力，距离那场即将出乎所有人意料、考验整个东北工业乃至新生共和国国运的战争，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