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筹划海军，新建战船（1/2）

扬州别院的审讯室内，灯火日夜不息，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汗味与陈年纸张的霉腐气交织的压抑味道。章衡坐镇主审，面容因连日的熬审而愈发瘦削冷峻，眼中却燃烧着不容错辨的锐利光芒。李兆庭、周文彬、王焕之等一干要犯，从最初的狡辩抵赖，到后来的崩溃哭嚎，再到如今的麻木招供，心理防线已被一层层剥开。

初步的供词拼凑出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却又在意料之中的勾结图景。白敬斋等大盐商乃至部分胆大包天的官员，与那些操持东瀛口音的海盗之间，并非简单的雇佣或偶遇，而是形成了一种隐秘而稳固的共生关系。

这些“倭寇”主要活跃在远离主要官港的偏僻海域与岛屿，时而劫掠落单的商船、渔村，时而又摇身一变，成为某些“雇主”手中最锋利、也最便于撇清的刀。根据李兆庭等人断续的招认及查获的零散记录，其勾结方式大致有几类：

其一，缴纳“平安钱”或“引水费”。部分往来于日本、琉球乃至南洋的走私商船，其中不少与白敬斋等人的私盐、货物贩卖网络有关，为求航线“平安”，会定期通过中间人向某几股势力较大的“倭寇”缴纳一笔费用，换取其“保护”或至少不予袭击的承诺。这笔钱有时甚至成为某些官员的“外快”。

其二，合伙劫掠，坐地分赃。当有特别肥硕、护卫却相对薄弱的大型商船，尤其是运载丝绸、瓷器、香料等高价值货物的船，航线被某些人“无意”泄露后，“倭寇”便会出动劫掠。事成之后，赃物通过特定渠道销赃，所得金银，与提供情报、掩护销赃的“内地合伙人”按约定比例分成。李兆庭便隐约承认，其族中有一支船队，曾“幸运”地躲过数次海盗劫掠，实则是因其提前得到了“风声”。

其三，处理“脏活”。这才是最令曹玉成目光森冷的部分。当某些官员或商贾需要让某个知晓内情的人“永远闭嘴”，需要让某批见不得光的“货物”，包括被拐卖的人口，彻底消失，或者需要制造一场看似意外的“海难”、“盗抢”以掩盖亏空、吞没货物时，“倭寇”便成了最佳选择。他们手段狠辣，来去如风，事后难以追查，即使留下痕迹，也可以全部推到“海上悍匪”头上。白敬斋这次能逃出生天，显然便是动用了这条最后的“保险”渠道，代价恐怕不菲，但足以保命。

供词中还零星提及，这些“倭寇”并非散兵游勇，其内部似乎也有头领统属，与内地的联系也并非直接与白敬斋等人对接，往往通过一些常年混迹于沿海码头、精通双方语言文化的“中介”或“坐探”进行。这些人的身份更加隐蔽，李兆庭等人也知之甚少。

厚厚的审讯笔录与相关物证，包括几封语焉不详却足以构成嫌疑的密信，以及几件带有明显异域风格的战利品，呈送到曹玉成案头时，他正被扬州百废待兴的政务、盐税窟窿的最终厘清、以及新派官员的磨合等无数繁琐急务缠身，每日与盛长柏等人商议至深夜。

翻阅着这些沾染着罪恶与血腥的记录，曹玉成眉宇间的倦色被冰冷的怒意取代，但更多的是凝重。倭寇之患，比他预想的更深入，也更系统化。这绝非一朝一夕形成，俨然已成为寄生在东南沿海繁荣贸易与混乱管理之上的毒瘤，与内地腐败官商网络盘根错节，吸食着民脂民膏，威胁着海疆安宁。

“肘腋之患，渐成心腹之疾。” 他合上卷宗，对侍立在侧的盛长柏、章衡、张桂芳沉声道，“然眼下扬州初定，诸事千头万绪，盐税大案尚未最终结案上报，朝廷新委官员亦未完全到位，孤暂无余力立刻大举清剿海上。”

他走到窗边，望着南方天际，那里是茫茫大海的方向，说道：“但，绝不能坐视此患滋长。倭寇能来去自如，一赖船快，二赖水性熟，三赖我对海疆掌控不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章衡，审讯继续深入，务必撬开那些‘中介’、‘坐探’的嘴，哪怕只有一两个名字，一条线索也好。同时，整理所有涉及倭寇劫掠、勾结的证供，单独成卷，以备后用。”

“臣领命。” 章衡应道。

“长柏，政务梳理之余，留意沿海州县近年来上报的海盗侵扰案卷，无论大小，全部调阅复核，看看有无与当前线索关联之处。”

“是，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