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同仇敌忾，遣使缉凶（1/2）

詹四海渔船血战倭寇、宁死不屈的悲壮事迹，经由海防队返航奏报、四海商会渠道扩散以及《大宋日报》的刻意渲染，如同燎原之火，迅速燃遍大宋沿海州县，继而震动整个朝野。先前因“靖海拓商令”而起的种种争议与非议，在这股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面前，瞬间显得苍白无力，偃旗息鼓。朝堂之上，无论先前是支持还是反对新政的官员，此刻的口径出奇地一致——对外！

御史台的弹劾奏章、各部院的上书、乃至民间清流士子的请愿，如潮水般涌向中枢，核心诉求高度统一：

其一，严惩凶手！ 必须揪出围攻詹四海船队的倭寇元凶，明正典刑，以告慰死难海民，震慑宵小。

其二，日本国需为此负责！ 倭寇虽多为海上亡命，但其中多有东瀛之人，其船只、武器、乃至部分组织，隐约与日本国内势力有所牵连。纵容乃至默许子民为寇，劫掠友邦，日本国难辞其咎！必须向大宋朝廷正式赔礼道歉，并承诺严厉约束其民，不得再犯。

其三，追究日本“不臣”之罪！ 更有激进官员翻出故纸堆，指出自唐末黄巢之乱、遣唐使制度中断以来，日本已近两百年未曾向中原王朝遣使朝贡，恢复交往后亦未曾正式称臣纳贡，其国王即位亦未请中原王朝册封，实属“僭越”、“非法据有日本”，此番倭寇之乱，正可借此机会，重新确立天朝上国对日本的宗主权，令其称臣纳贡。

朝堂之上，群情激愤。主战派声音尤为响亮：

“倭寇小丑，屡犯天朝，劫掠商旅，屠戮百姓，今更敢公然围攻我大宋民船，致其几乎船毁人亡！此仇不报，国威何在？天理何存？”

“日本蕞尔小国，孤悬海外，竟敢纵容凶徒，滋扰上邦，实乃大不敬！若不加以严惩，四夷必将效仿，边患永无宁日！”

“当效汉武唐宗故事，发天兵，跨海东征，直捣倭巢！剿灭匪类，擒其伪王，复我华夏声威，令其世世代代，俯首称臣！”

“即便不即刻发大军，亦当遣使严词质问，限其按期交出凶手、赔偿损失、上表请罪。若敢不从，再议征伐不迟！”

要求遣使问罪乃至兴兵讨伐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一个现实而尴尬的问题摆在了所有人面前，如何与日本沟通？

一名老成持重的鸿胪寺官员出列，泼了一盆冷水，说道：“诸位同僚，义愤填膺，固然可嘉。然则……自我朝立国以来，与日本国官方交往几近于无。唐末之后，海路多阻，其国又内乱频仍，遣唐使早绝。近百年来，虽偶有商船往来，民间略有交通，然两国朝廷之间，并无常设使节，亦无固定文书往来渠道。如今倭寇为患，其国中情势如何？执政者为准？是否知晓乃至纵容海盗？皆属未知。即便要遣使问罪，这国书……该送往何处？交与何人？”

此话一出，殿中激昂的气氛为之一滞。是啊，两国官方断交已近两百年，信息隔绝，对日本国内政治的了解，恐怕还停留在前朝典籍的零星记载和商贾水手的道听途说之中。现任的日本统治者是谁？是所谓“倭王”，还是实际掌权的“关白”、“将军”？其态度如何？一概不知。贸然发国书，很可能石沉大海，甚至被对方轻视；若派使团，又该前往何处觐见？

短暂的沉默后，更激烈的争论爆发了。

一派主张，“即便如此，亦当遣使！可选派精明强干、熟知海事之臣，携我大宋国书与问罪檄文，乘海船直赴日本。即便不知其朝廷所在，亦可先至其通商口岸，寻当地官员或有力豪族交涉，令其转达天朝旨意。此乃彰显我朝态度之必须，亦可探查其国虚实！”

另一派则更加激进，“探查虚实？何必如此麻烦！依臣之见，倭寇猖獗，其国必是羸弱混乱，无力约束，甚或官匪一家！我朝天兵，正可借此良机，以剿匪护商为名，发舟师东进！先扫清沿海匪巢，若其国不服，便直逼其都城！当年唐太宗也曾欲征日本，虽因风暴未成，然足见跨海征伐并非不可为！我朝水师若得加强，又有‘靖海拓商令’下民间船队可为辅助，未必不能成功！届时，何须遣使问罪？刀兵之下，自有公理！”

还有一派较为务实，但态度同样强硬，“发兵之事，牵涉甚广，粮草、舟师、时机，皆需从长计议，不可贸然。然遣使确有必要。不仅为问罪，更为通消息、正名分。可令使者携重礼与严词，明告其国，倭寇之乱，已触天颜。令其限期剿匪、交凶、赔款、上表请罪，并恢复朝贡。若其从之，则海疆可靖，商路可通，两国可复交往；若其不从，或虚与委蛇……则再议雷霆手段不迟。此乃先礼后兵，占据道义之高点。”

争论的焦点，从“要不要追究日本责任”，迅速转变为“如何追究”——是直接武力威慑甚至征讨，还是先行外交交涉施压？而无论哪种选择，都绕不开一个基本问题，恢复中断两百年的官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