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伪职人员策反记（1/2）

《孤锋照山河》第一卷《淞沪烽火（1937–1938）》

第三十八章：伪职人员策反记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上海，晨雾裹着寒意，像浸了水的棉絮压在法租界的屋顶上。令狐靖远站在百乐门后台的化妆镜前，指尖捏着张揉皱的纸片——上面是周伟龙昨夜送来的名单，列着伪“上海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七名职员，红笔圈出的“张敬之”三个字，墨迹被指尖蹭得发毛。

“先生，这是张敬之的底细。”周伟龙从帆布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放在镜前的梳妆台上，信封边角沾着点煤屑，是从闸北那边递过来时蹭的。“原是教育局的办事员，上个月被日军强征去自治委员会，管户籍登记。家里有老母亲和一个弟弟，弟弟在第五战区当兵，上个月刚寄过家信，被咱们的人截到了——信里说在台儿庄附近打仗，没提具体部队。”

令狐靖远拆开信封，里面是三张纸：一张是张敬之的户籍抄本，毛笔字写得工整，住址在闸北宝山路，离日军新设的岗哨不过半条街；一张是自治委员会的职员名录，张敬之的名字排在“庶务科”下面，旁边注着“负责粮秣登记”；还有一张是个穿学生装的青年照片，眉眼和张敬之有三分像，背面写着“张敬之弟张敬文，二十岁，服役于第五战区第22军”。

“粮秣登记？”令狐靖远指尖在“粮秣”二字上顿了顿，抬眼看向镜中——镜里映出周伟龙的脸，他正往嘴里塞着块烧饼，腮帮鼓鼓的。“日军最近在闸北强征粮食，他管这个，手里肯定有名单。”

周伟龙咽下烧饼，抹了把嘴：“可不是嘛。昨天青帮的老陆说，闸北有户姓王的粮商，被日军把存粮全拉走了，还把人抓去修炮楼，就是张敬之在登记册上签的字。不过老陆也说，签字的时候张敬之磨磨蹭蹭，日军翻译踹了他一脚才动笔。”

令狐靖远把照片翻过来，指腹蹭过“张敬文”三个字：“弟弟在前线抗日，他在伪政府做事，心里头怕是拧着的。这种人，最容易动摇。”

“就是怕他不敢。”周伟龙往后台门口瞥了眼——几个穿旗袍的舞女正低声说笑，胭脂香混着煤烟味飘过来。“自治委员会里有日军的眼线，还有中统的人盯着，他要是敢递消息，被抓住了就是个死。”

令狐靖远把三张纸叠好，塞进镜后的暗格——暗格是前几天刚挖的，能藏下两本密码本，原本是给情报员藏密信的，现在倒成了临时的藏身处。“得给他个胆子。”他转身从帆布包里拿出个小瓷瓶，瓶里装着半瓶米汤，是昨晚让伙夫特意留的，“先让情报员去试试水，别直接提策反，就说……是他弟弟的同乡。”

周伟龙眼睛一亮：“这主意好！他弟弟在前线，同乡找上门，他不能不见。而且同乡诉苦，最能勾他的心思——日军强征粮食的事，他天天经手，肯定心里有数。”

“让小吴去。”令狐靖远说。小吴是江苏盐城人，跟张敬之的弟弟张敬文是同乡，说话带着点苏北口音，最像“被抓壮丁逃出来的”。“给他换身衣服，破点，再往脸上抹点灰，就说从南京逃过来的，一路被日军抓去运粮，好不容易跑出来的。”

周伟龙点头：“我这就去找小吴。对了，张敬之每天下午五点下班，从自治委员会出来，沿河南北路走，会经过一个卖糖炒栗子的摊子，就在闸北区公所对面——那儿人多，好‘偶遇’。”

令狐靖远走到后台的窗户边，撩开窗帘一角往下看——百乐门门口停着辆黄包车，车夫正缩着脖子搓手，车把上挂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给情报员送的棉衣。“让小吴别带枪，就带半块烧饼。”他回头叮嘱，“遇上伪军盘查，就说饿了好几天，去闸北找亲戚的。要是张敬之不理他，就把这张照片塞给他。”他从信封里抽出张敬文的照片，用米汤在背面写了“弟安”两个字——米汤干了看不见，得用碘酒抹才能显影，就算被日军搜去，也查不出什么。

周伟龙接过照片，揣进怀里：“我知道了。晚上我再去趟老陆那儿，让他派个人在河南北路盯着，要是小吴被盯上了，就帮着解围。”

令狐靖远嗯了一声，看着周伟龙匆匆离开的背影，又转头看向镜中——镜里的自己还穿着件灰色棉袍，是前几天从旧货市场买的，袖口磨出了毛边，像个在租界里混饭吃的小职员。这身份好，不扎眼，等小吴探完底，他就得用这身份去见张敬之。

下午四点半，河南北路的风更冷了，卷着碎雪碴子往人脖子里钻。小吴缩着脖子站在糖炒栗子摊子旁，棉袄上打了三个补丁，都是周伟龙让人特意缝的，袖口还故意撕了个口子，露出里面的棉絮。他手里捏着半块干硬的烧饼，时不时往嘴里塞一口，眼睛却盯着斜对面——伪“上海地方自治委员会”的大门，是座灰色的洋楼，原本是中国银行的分行，现在门口站着两个穿黄军装的日军，步枪上的刺刀在雪光里闪着冷光。

“砰——砰——”日军的岗哨敲了敲枪托，对着一个想靠近的小贩吼了句日语，小贩吓得赶紧往后退。小吴低下头，往嘴里又塞了口烧饼，饼渣掉在衣襟上，他也不拍——越狼狈，越像真的。

五点整，自治委员会的大门开了，陆续有人出来。大多是穿长衫的职员，低着头匆匆走，没人敢说话，像是怕被日军听见。小吴眯起眼，在人群里找——周伟龙给过他张敬之的画像，说张敬之左嘴角有颗痣，走路有点跛，是小时候摔的。

“来了！”小吴心里一紧。人群里有个穿藏青色棉袍的男人，四十岁上下，头发梳得整齐，却掩不住眼下的青黑，左嘴角果然有颗痣，走路时左腿确实有点不自然。他手里提着个蓝布包，包上印着“上海自治委员会”的字样，应该是装文件的。

张敬之没走快，沿着河南北路往宝山路的方向挪，脚步沉得像灌了铅。小吴深吸口气，把剩下的烧饼揣进怀里，故意往张敬之跟前撞了一下——“哎哟！”他顺势往地上一倒，棉袄上沾了层泥雪。

“你干什么？”张敬之被撞得晃了一下，回头看时，眉头皱了皱。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多日没睡好。

小吴趴在地上，抬起头，脸上沾着泥灰，眼眶红了：“先生，对不住，我……我没站稳。”他挣扎着想起来，却故意把腿一软，又跌坐下去，“我从南京逃过来的，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腿软……”

张敬之的眼神动了动，往四周看了看——路边有两个伪军在巡逻，正往这边瞥。他赶紧蹲下身，把小吴拉起来：“快起来，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小吴被拉起来时，故意往张敬之手里塞了个东西——正是那张敬文的照片。“先生，我……我想找个人。”他压低声音，带着哭腔，“我找张敬文，他是我同乡，在第五战区当兵的。有人说他哥哥在上海做事，我想问问……问问他弟弟怎么样了。”

张敬之的手指猛地一僵，捏着照片的指尖泛白。他把小吴往路边的巷子口拉了拉，避开伪军的视线：“你认识张敬文？”

“认识！我们一个村的！”小吴赶紧点头，编好的话往出涌，“我跟他一块被抓的壮丁，南京失守那天打散了，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他……他没跟上来。我听说他哥哥在自治委员会做事，就想来问问，他有没有给家里捎信？”

张敬之的喉结动了动，没说话，只是把照片往怀里塞。他的手在抖，塞了两次才塞进去。“跟我来。”他低声说了句，转身往巷子深处走。

巷子窄，两边是高高的砖墙，墙头上堆着碎雪。张敬之走到一个关着门的杂货铺门口，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没人跟来。“你叫什么？”他问。

“吴二柱。”小吴答，这是他的本名，用真名反而不容易露馅。

“敬文……他上个月给家里寄过信。”张敬之的声音更低了，带着点沙哑，“说在前线还好，让娘别惦记。”他顿了顿，又问，“南京……南京现在怎么样了？”

小吴低下头，抹了把眼睛，声音哽咽：“惨啊……日军进城那天，到处都是枪声。我亲眼看见他们在江边开枪打老百姓，好多人都掉进江里了……我被他们抓去运粮，半夜趁他们睡了才跑出来，一路躲躲藏藏，走了十几天才到上海。”

张敬之的脸色白了，嘴唇抿得紧紧的，指节捏得发白。小吴看在眼里，知道有戏——他弟弟在前线跟日军打仗，他却在上海给日军登记粮秣，心里头肯定早就堵得慌，再听南京的惨状，少不了更恨日军。

“先生，我知道你在自治委员会做事。”小吴故意往地上啐了一口，声音里带着恨，“那些日军不是东西！抢粮食，抓壮丁，早晚得遭报应！”

张敬之身子一震，猛地抬头看小吴，眼神里有警惕：“你……你说这些干什么？”

“我就是气！”小吴梗着脖子，“我知道你也是没办法，被他们逼着做事的。要是有办法，谁愿意给日本人当差啊？”

张敬之没说话，只是往巷子口又看了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从怀里掏出个铜板，塞给小吴：“去买点吃的吧。别在闸北待着，这儿不安全，去公共租界那边，找个难民所住下。”

小吴没接铜板，反而往张敬之跟前凑了凑：“先生，我不饿。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帮个忙？”他压低声音，“我听说日军最近要在闸北设‘警戒区’，要把老百姓都赶走，是不是真的？要是真的，我得赶紧去告诉逃难来的同乡，让他们赶紧跑。”

这是令狐靖远教他问的——先探探张敬之愿不愿意透消息。张敬之管粮秣登记，肯定知道日军的动向。

张敬之的脸色变了变，往后退了一步：“我不知道。”他转身就要走。

“先生！”小吴赶紧叫住他，“我知道你难！可那些逃难的都是老百姓啊！要是被日军抓住了，就是死！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透个信儿，行不行？”他说着，往地上一跪，“我给你磕头了！”

“别跪！”张敬之赶紧把他拉起来，声音发慌，“让人看见就完了！”他往巷子口瞥了眼，伪军已经走远了，才压低声音，“别在闸北待着，三天之内，赶紧走。往南走，去法租界，那边暂时安全。”

小吴心里一喜，知道他松口了：“先生，谢谢你！你真是好人！”

“别跟别人说见过我。”张敬之皱着眉，“赶紧走。”说完，他转身匆匆往巷子另一头走，脚步还是有点跛，却比刚才快了不少。

小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才往相反的方向走。走到河南北路路口，看见老陆派来的青帮弟子正靠在墙上抽烟，冲他使了个眼色——没被盯梢。小吴松了口气，裹紧棉袄，往法租界的方向走，得赶紧把消息告诉令狐靖远。

当晚七点，法租界霞飞路的“老上海茶馆”里，煤油灯的光昏昏黄黄，映着墙上“莫谈国事”的标语。令狐靖远坐在最里面的角落，面前放着杯没动过的茶，茶梗在水里竖着，像根小旗杆。

“他果然松口了。”周伟龙把小吴的话复述了一遍，手里捏着个茶壶，往令狐靖远的杯子里续水，“说让小吴三天之内赶紧走，往南去法租界。这意思就是，日军确实要在闸北设警戒区，而且就在这三天里。”

令狐靖远指尖敲着桌面，节奏缓慢——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在黄埔四期读书时，教官就说他“敲桌子的时候，准是在想主意”。“他没说具体时间，也没说设几个警戒区，还是怕。”他抬头看向周伟龙，“得再加把火。明天你让小吴再去趟宝山路，就在张敬之家附近晃，别找他，就跟邻居打听‘张敬之先生家在哪儿’，让他知道，我们能找到他家——不是威胁，是让他明白，我们有诚意保他。”

周伟龙点头：“我明白。老陆说张敬之是个孝子，老娘卧病在床，他每天下班都得先回家给老娘熬药。小吴去他家附近晃，他肯定能听见动静。”

“再准备张照片。”令狐靖远说，“把张敬文的照片放大点，找个画匠临摹一下，画成穿军装的样子——就说他弟弟在前线立了功，得了勋章。”

周伟龙眼睛一亮：“这招高！他弟弟立功，他脸上有光，心里头肯定更拧巴——一边是弟弟抗日救国，一边是自己给日军当差，这对比一出来，他不动摇都难。”

令狐靖远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是凉的，像此刻上海的局势。“后天我去见他。”他放下茶杯，“就在他下班经过的那个糖炒栗子摊子旁边，找个茶馆，人多眼杂，不容易被盯梢。”

“我让老陆把茶馆包下来。”周伟龙说，“就说是给儿子办满月酒，让青帮的人扮成客人，把着门口，日军和伪军要是敢进，就说是私人聚会，把他们挡回去。”

“不用包。”令狐靖远摇头，“越自然越好。就让老陆派两个人扮成茶客，坐在门口的桌子，我跟张敬之在里面，要是有情况，他们咳嗽三声当信号。”

周伟龙点头应下，又往令狐靖远碗里夹了块酱鸭：“尝尝，这是老陆从‘陆稿荐’买的，正宗的苏州味道。你这几天光吃烧饼了，也该补补。”

令狐靖远没动筷子，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雪下大了，一片片落在青石板路上，很快积了薄薄一层。“张敬之要是能策反，闸北的情报就能活过来。”他轻声说，“日军的粮秣仓库在哪儿，警戒区怎么设，他都知道。这些情报送出去，能救不少人。”

周伟龙也看向窗外，雪光映着租界的路灯，昏黄里带着点暖。“会成的。”他拿起筷子，往嘴里塞了块酱鸭，“这种心里有底线的人，就差个台阶。咱们给他搭个台阶，他肯定愿意下来。”

第二天下午，宝山路张敬之的家附近，小吴果然在晃。他没敢靠近，就在街口的杂货铺门口站着，跟老板娘打听：“老板娘，您知道张敬之先生家在哪儿吗？我是他弟弟的同乡，从南京来的，带了他弟弟的信。”

老板娘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妇人，正往煤炉里添煤，闻言往街里指了指：“往里走第三个门就是。不过你找他干啥？他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做事，好多邻居都不跟他说话了。”

“老板娘您别这么说。”小吴赶紧摆手，从怀里掏出那张临摹的照片，递过去，“他弟弟在前线打仗呢！立了功，得了勋章，这是照片！张先生是没办法才去自治委员会的，他心里肯定向着咱们中国人。”

老板娘接过照片，眯着眼睛看了看，嘴里嘟囔：“原来是这样……那他倒是不容易。”

这话正好被从家里出来的张敬之听见——他刚给老娘熬完药，出来买些冰糖。听见“弟弟在前线打仗”，他脚步顿了顿，没往前走，也没回头，就站在门后听着。

“可不是嘛。”小吴的声音故意放大了些，“张先生昨天还劝我赶紧走，说日军要在闸北设警戒区，让我别待着。要不是心里向着咱们，他能说这话？”

老板娘叹了口气：“也是……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张敬之悄悄退回院里，关上门。靠在门板上，他摸出怀里的照片——小吴昨天塞给他的那张，照片上的弟弟笑得傻气。他想起昨天小吴说的南京惨状，想起今早日军翻译催着要粮秣登记册时的嘴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

他知道日军要在闸北设三个警戒区，昨天自治委员会的会上，日军顾问说了，十二月二十五号开始，要把警戒区里的老百姓都赶走，房子全拆了修炮楼。他不敢说，说了就是死。可小吴的话在耳边响——“那些逃难的都是老百姓啊！”

晚上，张敬之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娘在隔壁咳嗽，一声声的，像咳在他心上。他想起弟弟临走时说的话：“哥，我去打仗，你照顾好娘。要是我死了，你别给日本人做事，丢不起那人。”

他摸出小吴给的照片，借着月光看。照片背面好像有字，他想起小吴说“弟弟的信”，心里一动，从灶房找了瓶碘酒，往照片背面抹了抹——“弟安”两个字慢慢显出来，是米汤写的。

张敬之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因为弟弟平安，是因为他知道，对方是军统的人。能用上米汤密写，肯定是军统。他们没直接抓他，也没威胁他，只是递了张照片，说了几句同乡的话，这是给了他面子，也给了他条路。

第三天下午五点，河南北路的糖炒栗子摊子旁，令狐靖远已经在茶馆里坐了半个小时。他换了件深蓝色棉袍，戴着顶毡帽，帽檐压得低，像个在租界里做小生意的商人。桌子上放着本《三国演义》，翻到“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那一页——这是他跟周伟龙约的信号，要是张敬之来了，周伟龙就派人在窗外晃一下《三国演义》。

“先生，您的茶。”伙计端着茶壶过来，给令狐靖远续水。这伙计是老陆派来的，左眼下面有颗痣，是青帮的记号。他放下茶壶时，低声说了句：“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