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跨年守岁：1939年收尾与1940年展望（1/2）

孤锋照山河·第二卷：孤岛谍影

第七十六章 1939年12月31日·跨年守岁：1939年收尾与1940年展望

1939年12月31日的上海，天刚蒙蒙亮，法租界同义里的巷口就传来了黄包车的铃铛声——那是报童在送当天的《申报》，头版头条用加粗的宋体写着“昆仑关大捷，国军歼灭日军第21旅团主力”，墨迹还带着未干的潮气。特别情报处的核心据点里，炭盆已经烧得通红，烟囱里冒出的青烟在晨雾中散成一缕缕，和巷口的炊烟混在一起，竟有了几分寻常人家的烟火气。

上午9点，令狐靖远坐在通讯室的长桌前，面前堆着一尺多高的文件，最上面的是用蓝布包裹的“1939年情报报告汇编”。他手里拿着一支派克钢笔，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件事：汇总全年的情报成果。

“1月长沙会战预警、3月菊水小组动向、5月玄武小组监听站位置、9月川岛芳子刺杀计划、11月桂南日军登陆情报……”令狐靖远一边翻着文件，一边轻声念着，每一份报告的右上角都用红笔标着“已核实”“加急”“战区采纳”的字样。最厚的一叠是桂南会战的情报，从11月10日“夜莺”发来的日军钦州湾登陆预警，到12月22日昆仑关胜利的战报，整整42份，每份都贴着泛黄的电报底稿，边缘还有他当时的批注：“速转杜聿明部”“核实日军援军番号”“补充暗堡分布图”。

老郑端着一碗热茶走进来，看到桌角堆着的“战役总结”，笑着说：“处长，这些总结我昨天帮您数过了，长沙会战5份，桂南会战8份，其他战区7份，正好20份。日特分析那5份，我按‘菊水’‘玄武’‘白虎’‘鼠疫计划’‘清乡策略’分了类，附在最后了。”

令狐靖远接过热茶，指尖在“昆仑关日军布防图”的复印件上顿了顿——这张图是货郎特工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后方带出来的，上面用铅笔标注的暗堡位置，直接帮第5军的敢死队减少了一半的伤亡。“把这些都整理成《特别情报处1939年情报总集》，”他抬头对老郑说，“封面用牛皮纸，标题用宋体加粗，里面把‘日军长沙会战进攻预判’‘昆仑关日军布防’‘中村正雄行踪’这15份被战区列为‘情报典范’的报告，用红笔圈出来，在扉页列个清单。”

上午10点，通讯员小李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带着装订好的《情报总集》往军统上海区的秘密联络点赶——那里有直达重庆的秘密电台。小李的棉袍里藏着总集的副本，车把上挂着一个菜篮子，里面装着青菜和豆腐，看起来就像个买菜的普通市民。令狐靖远站在据点的二楼窗口，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巷口，心里松了口气——这120份报告，是特别情报处全体队员用命换来的，也是对1939年最好的交代。

中午12点，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陈明楚拿着一份《上海冬季清乡应对总结》走进来，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笑意：“处长，清乡的成效统计出来了！咱们和中统的核心据点，从12月18日清乡开始到现在，没暴露一个，只损失了3处外围的假据点——那还是咱们故意留给日军的，让他们以为抓着了真的。”

“游击小组的战果呢？”令狐靖远放下手里的钢笔。

“更厉害！”陈明楚翻开总结，声音提高了些，“游击小组一共袭击了日军清乡部队12次，其中和中统联手的有5次。12月20日在沪西铁路埋地雷，炸毁日军运输车2辆；25日在虹桥站伏击补给列车，缴获大米50吨、步枪50支；昨天突袭沪西清乡指挥部，炸了他们的通讯设备——前后算下来，击毙日军150人，缴获的物资换成法币，有50万呢！”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中统的张瑞京刚才来电，说日军现在只敢在沪西核心区小规模巡查，清乡强度比月初下降了60%，苏南的百姓都说‘军统和中统联手，日军不敢横了’。戴局长那边也发来电报，说咱们的清乡应对‘堪称军统反清乡的标杆’，让其他区向咱们学习。”

令狐靖远拿起总结，翻到“协作成效”那一页，看到上面写着“与中统情报共享率90%，行动协作率85%”，满意地点点头——1939年初，中统和军统还像仇人一样，现在能做到这样的协作，不容易。“把这份总结和《情报总集》一起，发往重庆和第四战区，”他说，“让张发奎将军也看看，咱们在‘孤岛’上，不光能提供情报，还能守住阵地。”

下午3点，特别事件调查处的办公室里，老郑正蹲在地上，把一摞摞档案往木柜里放。这些都是1939年的资产清查档案，每一份都用麻绳捆着，标签上写着汉奸的名字：周佛海、江亢虎、程海涛、尤菊荪……令狐靖远走进去时，他正拿着一份“江亢虎资产处置明细”，嘴里念叨着：“黄金4000两，银元10万枚，珠宝300件，分三次转运重庆国库，第一次2000两，第二次1500两，第三次500两，都有国库的接收证明。”

“平民救济的明细呢？”令狐靖远问。

老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厚厚的账本，翻开来说：“50万法币，分5批发放，沪东10万，沪西12万，南市8万，北市10万，浦东10万，惠及3万名平民，500户抗日军属。上海慈善会和中共地下党都盖了章，还有平民的反馈信，您看这封，是南市的王老太太写的，说‘领到20法币，买了大米和棉衣，谢谢抗日的队伍’。”

令狐靖远接过账本，指尖拂过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心里一阵温热。他从桌上拿起一支毛笔，在档案柜的扉页上写下：“锄奸必清产，清产为抗战——1940年再接再厉”。毛笔的墨汁是研好的徽墨，写在微黄的纸上，笔画遒劲有力。老郑站在旁边看着，说：“处长，这些档案咱们锁在地下室的铁柜里，钥匙您收着，明年清查梁鸿志和傅筱庵的资产，就能直接用了。”

令狐靖远把钥匙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点了点头——这些档案，是对汉奸的清算，也是对平民的承诺，不能有半点马虎。

傍晚6点，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棂，把办公室染成了暖黄色。令狐靖远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张信纸，正在写新年的纪律寄语。他的笔顿了顿，想起1939年初上海区的样子：队员集合迟到，行动不报备，和特别情报处处处作对；而现在，上海区的纪律考核从“不合格”变成了“优秀”，协作执行率达到了88%。

“纪律为抗日之本，协作乃胜利之基——愿上海区与特别情报处，在1940年以铁的纪律、紧密的协作，共破日伪，再立战功。”

写完，他把信纸折成方形，交给进来的陈明楚：“你把这个带给王天木，就说这是特别情报处对上海区的新年寄语，希望咱们明年能继续联手，多打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