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响应国家号召之据理力争（1/2）

李书记和赵炳文等人围了上来，关切地问：“浩娃子，省里怎么说？会议时间定了？”

我缓缓放下电话，我看向围拢过来的伙伴们…

“定了。”我声音有些沙哑，将冯局长电话里关于协调会时间地点（下周三，地区商业局小会议室）的信息先说了出来。

“但是，这次我们的对手，换人了。红星厂来的，是他们的副厂长，叫罗永年。”我刻意放缓语速，让每个字都清晰无比，“冯局长特意提醒，这个人，是块硬骨头。”

我复述着冯局长的评价：“技术工人出身，业务强，但性格固执，认死理。最关键的是，他极其擅长钻营政策条文，善于扣帽子，上纲上线。”

随着我的叙述，赵炳文等人的脸色越来越白。当我说到罗永年指责我们“人为设置技术壁垒”、“搞变相的技术垄断，带有资本主义经营倾向”，甚至说我们是想“把社会主义大家业变成小村子自留地”时，赵炳文气得额头青筋都暴了起来，拳头攥得死紧，却骂不出声，因为这些话太重了，重到让人感到窒息。

“还有，”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最致命的一点，“我们这几天主动下乡帮建‘协作点’的事，被他知道了。他抓住这点，说我们是‘无组织无纪律，绕过上级搞私下串联’，‘企图用既成事实绑架上级决策’，是‘严重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他要在协调会上，首先就要求制止我们这种行为，并…追究责任！”

“放他娘的狗臭屁！”赵炳文终于憋不住，低吼出来，眼睛瞪得通红，“咱们好心好意帮兄弟公社，倒成了罪过了？！他红星厂想空手套白狼就是对的？！”

韩东声音发颤：“浩子哥…这…这帽子扣下来，咱们…咱们还能去开会吗？去了不是自投罗网？”

春兰嫂子紧紧抓着衣角，脸色苍白：“他们…他们这是要一棒子打死咱们啊…”

“都别自乱阵脚！”我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他罗永年会扣帽子，我们就不会解帽子吗？他站在政策的旧框框里指责我们，我们就不能跳出框框，指出一条更符合发展规律的新路？”

我走到仓库中间，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简单划拉着。

“他攻击我们‘技术壁垒’、‘资本主义’，无非是说我们把核心握在自己手里，要收钱。但我们收的是‘成本费’，是我们集体劳动凝结的价值！这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不是垄断，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必须掌握的核心技术！就像…就像国营工厂里，最关键的机床图纸和工艺，能随便给人吗？不能！那是国家的资产，需要保护！”

“他攻击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更是荒谬！我们主动帮助兄弟公社发展副业，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这本身就是积极响应‘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号召的具体行动！是在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难道非要坐在家里等文件、等指示，眼看着群众有需求、有机会不去抓，才是‘有组织有纪律’？那是官僚主义！是不作为！”

我这顶“官僚主义”的帽子反扣回去，让赵炳文等人精神一振。

“那…浩娃子，具体该咋说？”王会计问出了关键

“我们要把我们的‘茶煮匠’模式，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阐述！”我目光灼灼，“它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 ‘社会主义计划指导下的，以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为核心的，跨区域社队企业协作新模式’ ！我们韩家村，作为技术的先行者和标准的制定者，承担着‘龙头’和‘孵化器’的责任！我们提供核心料包、技术标准和品牌管理，是在进行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下的知识产权输出和管理输出’ ！”

这些词汇对赵炳文他们来说有些陌生，但我解释得尽量直白：“说白了，就是我们带着大家伙一起富，但不是吃大锅饭，而是有分工、有标准、有责任，这样才能长远，才能把蛋糕越做越大！这符合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

“对！对对对！”赵炳文猛地一拍大腿，“就是这么个理儿！咱们不是搞资本主义，咱们这是在用更好的办法搞社会主义！”

“所以，”我总结道，“回去之后，我们要立刻准备一份汇报材料。不仅要摆事实（我们的成本核算、带来的效益），更要讲道理（我们这套模式的理论依据和先进性），还要有高度（符合哪些政策精神，对发展集体经济的启示）。我们要让领导们认识到，我们韩家村摸索出的，不是歪门邪道，而是一条值得鼓励和推广的新路子！”

思路理清，众人的恐慌稍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临战前的紧张和兴奋。

“走！收拾东西，连夜回村！”我果断下令，“时间紧迫，我们必须争分夺秒！”

没有犹豫，大家立刻行动起来，手脚麻利地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和设备。与石泉公社的王书记简单说明情况（只说是省里有紧急会议，需回去准备），我们这支“先锋队”便趁着月色，踏上了返回韩家村的归途。

一路无话，只有车轮碾过土路的辘辘声和众人沉重的呼吸声。抵达韩家村时，已是后半夜，但大队部依然亮着灯，李书记显然也一直没睡，在焦急等待。

听完我的详细汇报，李书记的脸色也是变了数变，但最终，他用力一拍桌子：“怕个球！浩娃子，你就按你想的整！需要啥，村里全力支持！这把老骨头，也陪你赌这一把！”

接下来的几天，我几乎是不眠不休，伏案疾书，将之前思考的理论框架细化、充实，结合杨师傅他们精确测算出的成本数据、柳林公社和石泉公社反馈的良好效果，以及我们这套模式如何有效利用了农村闲散劳动力、促进了养鸡业发展、增加了集体和社员收入等具体事例，撰写了一份长达十余页的 《关于“茶煮匠”模式在社会主义社队企业协作中创新性与先进性的汇报》 材料。

将整个模式总结为“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适度经济核算和竞争激励，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效率提升的有益尝试”，并将其与“管理出效益，质量求生存”等当时开始强调的企业管理理念挂钩。

李书记、王会计、杨师傅，甚至赵炳文，都参与了材料的讨论和修改，确保其中的表述既不过于超前，又能准确传达我们的核心意思。我们还预判了罗永年可能提出的各种刁难问题，并准备了详细的应答腹稿。

在这高度紧张的准备期间，每天傍晚与林雪晴的三分钟通话，成了我唯一的精神舒缓剂。

“雪晴，我这边…。”

“棘手吗？”

“嗯，对手很强！”

“浩哥，记住你常说的，‘真理越辩越明’。你们做的事情，有利于集体，有利于群众，这就是最大的道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钥匙…我好像找到了一把，但不知道能不能打开那把锁。”

“那就试试看。无论结果如何，你都是在为改变而努力。这本身，就很有意义。”

出发前往地区参加协调会的前一天，一切准备就绪。材料反复校对，模拟答辩进行了多次，连穿着都特意准备——依旧是半旧的粗布衣服，但浆洗得干干净净，显得朴实又郑重。

傍晚，我再次来到公社打电话。然而，今天接电话的却不是林雪晴，而是她的室友。

“是韩浩同志吗？雪晴她…她下午参加学校组织的义务劳动时，不小心扭伤了脚，现在在校医院呢。她说让你别担心，就是没法来接电话了…”

我的心猛地一紧。扭伤脚？严不严重？她怕我担心，特意让室友转达…在这个关键时刻，她受伤了，我却不能在她身边…

“麻烦你转告雪晴，让她好好休息，安心养伤。我…我明天要去地区开会了。开完会，我再联系她。”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

挂掉电话，一种混合着担忧、思念和更加坚定决心的复杂情绪在胸中涌动。雪晴，你一定要好好的。等着我，我不仅要打赢这场仗，还要带着胜利的消息去见你！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韩家村“代表团”便出发了。成员是我、李书记和王会计。李书记是主心骨，代表韩家村组织；王会计手握详细数据，负责财务层面的应答；我则是方案的主要策划者和陈述人。赵炳文和杨师傅等人留在村里，稳住后方生产，同时也是以防万一。

晚饭后，我们三人又在房间里最后核对了一遍材料。李书记显得有些紧张，不停地喝水；王会计则一遍遍翻看着他的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各种数据。

“浩娃子，”李书记放下搪瓷缸，看着我，“明天…真没问题吧？我这心里，咋七上八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