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百团大战之回村的馈赠(2/2)

“浩娃子,”他终于开口,“你这个心,俺领了。但这事,恐怕行不通。”

“为啥?”

“你想啊,”李书记敲敲烟袋,“给每户发肉?那别的村呢?柳林大队、王家洼大队也捐粮了,你给不给?给了他们,再远的村呢?听说‘百团大战’支援了七十二个大队,那些大队的社员知道了,咋想?”

“再说发猪仔羊羔,”他继续说,“是好事。但你想过没有,猪要喂吧?羊要吃草吧?现在虽然粮食宽裕了,但喂猪的精饲料还是缺。你让星火厂出饲料?那得多少?上万头猪的饲料,你们负担得起?”

“还有更重要的,”李书记看着我,眼神深邃,“浩娃子,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你是星火厂的领导,是‘百团大战’的组织者。你的一举一动,很多人看着。你今天给韩家村发猪仔,明天就可能有人告到省里,说你搞特殊化,说你拿国家财产送人情。”

我愣住了。

这些,我真的没想那么深。

在2025年的商业逻辑里,对合作伙伴进行利益反馈,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1965年的中国,在集体主义的大环境下,“公平”二字,有着比经济利益更重的分量。

“那……就这么白拿大家的粮食?”我有些不甘心。

“啥叫白拿?”李书记笑了,“这样吧,你要是真过意不去,俺倒有个主意。”

“您说。”

“星火厂不是缺粮食吗?咱们这几个大队,可以跟星火厂签个长期供应协议。”李书记眼睛发亮,“你们按国家统购价收,有多少收多少。这样,社员们种的粮食能变成现钱,你们也有了稳定的供应渠道。公平买卖,谁也说不出啥!”

这个提议,让我眼睛一亮。

对啊!这才是符合时代特征、又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不是施舍,不是馈赠,而是平等的商品交换。既尊重了村民的劳动价值,又解决了星火厂的实际需求。

“还有猪仔的事,”李书记接着说,“也不是完全不行。但别搞‘每家每户发’,那样太扎眼。你可以以星火厂的名义,跟咱们几个大队合作,办个集体养猪场、养羊场。大队出地、出劳力,你们出仔畜、出技术、包销路。年底赚了钱,按比例分成。这样,是集体经济,是工农合作,谁也说不出毛病!”

我听着,心里豁然开朗。

这就是时代的智慧啊!在集体主义的框架下,寻找发展的空间,既照顾了公平,又激发了活力。

“李书记,您这主意好!”我由衷地说,“就按您说的办!我回去就安排人,来跟大队签协议、谈合作!”

“这就对了!”李书记满意地点头,“浩子,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背后是星火厂,是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点项目。做事啊,既要讲情义,更要讲方法、讲政策。”

这番话,让我陷入沉思。

四年来,我一直在学习适应这个时代。从最初的价值碰撞,到现在的逐渐融入。但直到今天,在李书记这番朴素的道理面前,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不是简单地把后世经验移植过来,而是要找到与时代精神契合的方式。

“对了,”李书记突然想起什么,“你这次回来,要去看看试验田不?王教授他们正忙着呢!”

“去!当然去!”我站起身,“现在就去!”

韩家村的试验田,已经从最初村东头的二十亩,扩展到了村北、村西三个片区,总共一百五十多亩。

这些试验田,被精心划分成不同的区块,有的种着小麦、玉米等主粮,有的种着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有的种着各种蔬菜,还有专门用于品种对比、肥料试验、灌溉方式研究的小区。

田埂修得笔直,沟渠纵横有序,每块田头都立着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编号、品种、试验内容。

我到的时候,王教授正带着几个年轻技术员,蹲在一片小麦田里观察记录。

四年过去,这位山西省农学家,皮肤晒得黝黑,手上满是老茧,完全看不出大学教授的样子,倒像个地道的老农。

“王教授!”我远远地喊了一声。

王教授抬起头,看到是我,脸上露出笑容:“韩浩同志!你怎么来了?”

他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走过来跟我握手:“听说你在太原搞了个‘百团大战’,动静不小啊!省农技所这边,天天都能听到你们的消息!”

“都是按照您教的方法,科学种田嘛。”我笑着说,“怎么样,今年试验田情况如何?”

“好!非常好!”王教授眼睛发亮,指着眼前的小麦田,“你看这冬小麦,株高、分蘖、穗粒数,比对照田高出至少百分之二十!特别是我们新培育的‘晋麦三号’,抗倒伏、抗病虫害能力都很强,亩产有望突破五百斤!”

五百斤!

在1965年,这绝对是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当时全国小麦平均亩产还不到两百斤。

“走,我带你转转!”王教授兴致勃勃,边走边介绍,“这边是玉米试验区,我们引进了‘金皇后’杂交种,配合新的密植技术和追肥方案,预计亩产可以达到八百斤。”

“那边是油料作物区,我们在试验大豆和花生轮作,既能培肥地力,又能提高总产出。”“还有蔬菜区,”他指着远处一片绿油油的菜地,“我们引进了大白菜、萝卜、西红柿的新品种,正在试验大棚种植技术。如果能成功,冬天也能有新鲜蔬菜吃了!”

我们沿着田埂慢慢走,王教授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每一块试验田的意义和进展。

“韩浩同志,你知道吗?”他突然停下脚步,感慨地说,“四年前我来山西时,省农技所还是个只有十几个人、几间办公室的小单位。研究的,也多是在实验室里搞搞数据,发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