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章 百团大战之香江之路（1/2）

“我们是外贸部的。”中年男子从怀里掏出证件，深蓝色的封皮上印着国徽，“有些事情需要向你了解。请跟我们走一趟。”

外贸部？我心里咯噔一下。既惊讶又忐忑。这个节骨眼上，外贸部找我做什么？难道是我之前搞黑市交易的事被查出来了？不对，那都是二年前的事了，而且是很隐蔽。

我强作镇定：“好，我跟你们走。”

上了停在招待所门口的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车里很安静，只有引擎的轰鸣声。我坐在后座中间，眼睛直视前方，做出一副临危不乱的样子，但手指在腿上不停地互掐——紧张时就这个动作。

车子驶过长安街，拐进一条相对僻静的街道，停在一栋五层灰砖楼前。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对外贸易部。

我被带进楼里，上了二楼。走廊里很安静，偶尔有工作人员匆匆走过，手里抱着文件。我被安排在一张长椅上坐下。

“在这里等一下。”中年男子说完，和另外两人走进了一间办公室。

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一分钟，两分钟……一小时过去了。我盯着对面墙上的人像，脑子里思绪翻腾。时局不明，外贸部突然找我，到底什么意思？是福是祸？

终于，办公室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秘书走出来：“韩浩同志，请进来。”

我深吸一口气，跟着他走进办公室。房间不大，但很整洁。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同志，头发花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文件。

“雷部长，韩浩同志来了。”秘书轻声说。

雷部长抬起头，摘下眼镜，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小韩同志来了？坐。”

秘书给我搬了把椅子，然后退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雷部长起身走到茶几旁，亲自给我泡了杯茶：“别紧张，今天请你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我双手接过茶杯：“雷部长，您请问。”

“我看过你的档案。”雷部长回到办公桌后，拿起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清华大学双学士，计算机和世界经济专业，在学校当班长，三好学生，还搞过英语角……1964年元旦晚会是你组织的？”

“是我们班委会一起组织的。”我谨慎地回答。

“很活跃嘛。”雷部长翻着档案，“后来回山西老家，搞韩家村副业，建星火工业园，最近又在抗旱一线做出了成绩。《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

我心里稍微放松了些——看样子不是来追究黑市交易的。

“小韩同志，我今天找你来，是想请你帮忙解决一个难题。”雷部长话锋一转，“华润公司——你可能知道，是我们在香港的贸易窗口——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心里一动。华润公司，这个太熟悉了。1938年在香港成立，一直是内地与海外贸易的重要桥梁。

“什么难题？”我问。

“粮食。”雷部长神情严肃起来，“香港现在有三百多万人，粮食供应大部分靠进口。我们华润公司负责从加拿大、澳大利亚采购小麦和大米。但最近国际粮价上涨，运输成本增加，外汇压力很大。”

他看着我：“你是搞经济的，又在一线搞过农业，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没有办法，既能保证香港同胞的粮食供应，又能减少外汇支出？”

我脑子里飞快运转。这个问题，对我这个来自2025年、又在一线搞过抗旱的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但我不能表现得太轻松。

“雷部长，这个问题确实很紧迫。”我斟酌着词句，“我有几个不成熟的想法，请您指正。”

“第一，拓宽采购渠道。除了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泰国、越南的大米产量很大，价格也相对便宜。特别是泰国茉莉香米，在国际市场很有竞争力。”

“第二，改善运输方式。现在主要靠散货船运输，损耗大，成本高。可以考虑集装箱运输——虽然初期投入大，但长期看能大幅降低损耗和运费。”

“第三，最根本的——发展我们自己的粮食生产基地。”我声音提高了一些，“雷部长，我在山西搞抗旱时发现，咱们国家的农业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如果能在国内建立几个大型商品粮基地，专门供应香港，既能保证供应安全，又能节省外汇。”

我接着详细说了商品粮基地的设想：选址在长江中下游或东北平原，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种植，配套水利设施和仓储物流系统。

“但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投入。”雷部长说。

“是的，但值得做。”我坚定地说，“而且，华润公司还可以发挥另一个重要作用——把咱们国家的农副产品卖到海外去，创汇。我在山西看到，很多地方特产其实很有市场，比如山西的老陈醋、平遥牛肉，只是缺乏销售渠道和品牌包装。”

雷部长听得很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不知不觉，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

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秘书推门进来：“雷部长，十点的会议时间到了。”

“好，我知道了。”雷部长站起身，再次与我握手，“小韩同志，谢谢你今天的分享。你的想法很有价值。这样，你先回招待所休息，等我们通知。”

“是回山西还是……”我问。

“先在招待所等通知。”雷部长说，“可能需要你再过来谈一次。”

走出外贸部大楼，秋天的阳光刺得我眯起眼睛。我站在台阶上，心里五味杂陈。

香港？华润公司？粮食采购？

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面前，但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如果我去了香港，可能几年都回不来。那林雪晴怎么办？我们刚说好要结婚的。

但另一个声音在脑海里响起：现在大陆时局不明，我这个二十四岁的副厅级干部，又是“激进派”，很容易成为靶子。去了香港，既能避祸，又能发挥专业特长，为国家做事。

更重要的是，我那些前世的商业记忆，只有在香港那样的自由市场才能充分发挥。地产、金融、实业、民族品牌孵化……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