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9章 波澜（1/2）

初夏的和煦阳光与家庭日的欢声笑语，似乎还在周身萦绕。顾曼甚至已经开始悄悄研究起婴幼儿用品，为那个期盼中的“好”字做着甜蜜的准备。然而，生活总会用意外来提醒人们，它的剧本从不只书写温情。

变化悄然发生在顾曼工作的省社科院社科文献编译中心。这是一份专业性强、时间相对弹性，又能兼顾她学术兴趣的工作，产后恢复期她减少了项目承担，更多负责一些稿件初审和内部协调，领导同事也都理解。但最近，中心的老主任到龄退休，新调来一位姓崔的副主任主持工作。

崔主任四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梳着一丝不苟的背头，据说之前在某政策研究部门以“雷厉风行”、“追求效率”着称。上任伊始，他便召开全体会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提升贡献度”，“杜绝人浮于事，论资排辈”，要大力培养和重用“有冲劲、能熬夜、能出活”的年轻人。

起初，顾曼并未太在意。她资历不算浅，专业能力扎实，虽然因家庭牵扯近期投入时间减少，但分内工作从未出过纰漏。然而，微妙的变化很快显现。

先是她负责初审的几篇译稿，被崔主任以“视角陈旧、语言缺乏时代感”为由打了回来，要求她“重新严格把关，必要时可考虑换人重译”，而这几篇稿子的译者，都是中心合作多年、水平公认的老专家。接着，一个原本由她牵头、已进行到中期的学术名词规范化梳理项目，被崔主任以“推进缓慢、与当前重点方向结合不紧”为由，调整给了一位刚入职两年的博士，让她“做好交接和辅助”。

最让顾曼感到压力的是，崔主任开始推行一套新的“工作量与成果量化考核表”，将项目承担、翻译字数、学术发文、会议组织甚至加班时长都纳入计分，并明确表示未来资源分配、职称晋升乃至岗位聘用都将与此紧密挂钩。在一次非正式的茶歇闲聊中，崔主任更是意有所指地说：“我们有些同志，过去可能为家庭、为单位做出过贡献，但时代在变，机构要发展，不能总是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家庭重要，但事业更要紧，尤其对女同志来说，平衡不好，就容易被淘汰。该让位的时候，要有觉悟，给年轻人腾出空间和机会。”

这话没有点名，但落在顾曼耳中，字字都像针对她目前“工作清闲、重心在家庭”的状态。她感到一种被审视、被评判、甚至被隐隐逼迫的寒意。

晚上回家，顾曼的笑容明显少了，有时会对着电脑发呆，连儿子凑过来要抱抱，她都反应慢了半拍。

“怎么了？工作上遇到烦心事了？”赵江河敏锐地察觉到她的异样，放下手里的书问道。

顾曼起初不想说，怕给他添乱。但在他温和而坚持的目光下，还是将单位最近的变动、新领导的态度和自己的压力，缓缓道出。她的语气尽量平静，但微微蹙起的眉头和眼中那一丝委屈与不安，没能逃过赵江河的眼睛。

“……他就是觉得我占着位置不干活，想让我自己识趣，要么彻底‘忙’起来，像年轻人那样拼命，要么就‘让位’。”顾曼低下头，声音有些闷，“可我现在的情况……宝宝还小，我们也打算再要一个，我怎么可能像没结婚没孩子时那样扑上去？那份工作，我一直很珍惜，它让我觉得自己不只是妈妈、妻子，还是我自己。可现在……”

赵江河的心慢慢沉了下来。他理解顾曼的感受，那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她自我价值感和独立空间的重要部分。他也立刻洞悉了那位崔主任的逻辑：新官上任，急于出成绩，看到顾曼这样处于“半休”状态、资历却不浅的“老同志”，自然视为需要“优化”的对象，用考核和舆论施压，是最常见也最让人难受的手段。

“你先别太焦虑。”赵江河握住她的手，温热的掌心传递着力量，“你们这位新领导，思路听起来是有些急功近利。量化考核本身不是坏事，但一刀切，不考虑员工阶段性实际困难，尤其是女员工生育养育期的特殊性，就欠妥当了。”

他沉吟片刻，问道：“你们社科院，或者编译中心，有没有针对孕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政策或弹性工作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