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裂痕的加深(1/2)
奥匈帝国第四集团军司令部,仿佛一个被强行注入了钢铁灵魂的古老城堡,弥漫着一种屈辱而紧张的沉默。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肖像依旧悬挂在主墙,但那鹰徽之下的目光,似乎也染上了一层无可奈何的黯淡。空气中混杂着旧式贵族军官身上的古龙水、昂贵雪茄的烟雾,以及另一种崭新的、更具压迫性的气味——德国参谋军官制服上散发的消毒水般的严谨、高级皮革和马匹的混合气息,还有一种冰冷的、属于绝对权力和效率的金属感。
斯蒂芬·科瓦奇上尉踏入这座临时征用的、原属于某位加利西亚贵族的庄园改建的司令部时,靴跟敲击在打磨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发出的回声异常刺耳。他的预感像胃里的铅块一样沉重。目光所及,司令部内的哨兵数量远超寻常,不仅有着他熟悉的、穿着华丽蓝色制服、佩戴着弯刀和羽毛装饰的匈牙利骠骑兵——这些本应是帝国骄傲的象征,此刻却更像是一种怀旧的摆设——更显眼的,是那些戴着独特m1895尖顶盔、神情冷峻、站姿如标枪般笔直的德国军事顾问。他们分布在各处要害通道,眼神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经过的奥匈军官,他们的存在无声却震耳欲聋地宣告着一个事实:在这片名为东线的巨大棋盘上,真正的棋手已悄然易主,维也纳的指令,如今必须经过柏林之手的校准与强化。
他被一名面色苍白、动作僵硬的奥匈少尉引至作战室。巨大的橡木长桌旁,已围坐了不少人。主位上是他的直接上级,第四集团军参谋长普里特维茨少将,一位试图在日渐臃肿的体制内维持体面的老派军官,但此刻他额头上的汗珠和微微塌陷的肩膀暴露了他的真实处境。他的两侧,是几位奥匈的高级将领,他们的表情复杂,混合着焦虑、不甘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谄媚。而真正吸引科瓦奇目光的,是坐在普里特维茨右手边稍后位置的几名德国军官。为首者是一位佩戴着高级别铁十字勋章和总参谋部红色镶条的中年上校,下颌紧绷,眼神如同鹰隼,正用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一份摊开的地图,仿佛在计算着某种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冷酷的公式。
会议没有多余的仪式,甚至省略了最基本的军官间的寒暄。普里特维茨少将直接站起身,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指向房间中央那个巨大的、精细得令人惊叹的沙盘模型——这模型本身,据说也是德国顾问团带来的“礼物”。
“科瓦奇上尉,”普里特维茨开口,语气急促,甚至没有抬眼正式看他,“你的团,第2过的、用捷克语写的家书,还有一本破旧的捷克文诗集。
“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上尉先生!”中尉的声音尖锐而充满表现欲,“潜在的叛国证据!在如此关键的进攻前夜,必须清除一切不安定因素!”
科瓦奇感到一股热血冲上头顶,他强压着怒火,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中尉先生,这是荒唐至极的行为!帝国的士兵有权使用自己的母语给家人写信!这是一本诗集,不是煽动叛乱的传单!”
宪兵中尉冷笑着,晃了晃手中的信件:“‘荒唐’?上尉先生,根据总指挥部最新下达、并由德国顾问团强调执行的指令,所有非德语和匈牙利语的文字材料,在特殊时期都需要接受严格检查!这是为了防止间谍活动和叛国行为,维护军队的纯洁和统一!您是在质疑总司令部的命令吗?”他特意强调了“德国顾问团”几个字,仿佛那是尚方宝剑。
科瓦奇语塞。他知道争论毫无意义,这股猜疑和压迫的风潮来自更高处,甚至来自柏林。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宪兵们将那些“证据”收走,并将几名士兵列为“重点观察对象”。
当晚,噩耗在战壕和营房间秘密流传。团里的军需官,也是科瓦奇 trusted 的少数人之一,沃吉契卡中尉,脸色惨白地告诉他,那三个被带走的捷克士兵中,有一个正是在上次与德军巡逻队发生“误击”事件时被友军火力击伤的伤员,他甚至还拄着拐杖。与此同时,士兵们报告说,看到德军的工兵部队在他们的防线后方大规模活动,铺设着新的、更坚固的铁轨,建立专用的物资堆栈和调度场,并有德国宪兵严密把守,明确禁止奥匈士兵靠近。一条清晰的后勤隔离线正在形成,将“我们”和“他们”赤裸裸地区分开来。
裂痕不再仅仅是猜测和感受,它已经变成了冰冷的铁轨、粗暴的搜查、莫须有的罪名和同胞被带往未知命运的脚步声。帝国那件早已百衲衣般的华丽外袍,正在战争的残酷压力下,被来自内外的力量,一丝丝地撕开。
雨虽然停了下来,但天空却并未因此而放晴,依旧被那厚重、肮脏且如棉絮般的云层所笼罩,给人一种沉甸甸的压迫感,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
地面上的泥土早已被雨水浸透,达到了饱和状态,再也无法吸收哪怕一滴多余的水分。每迈出一步,都会带起一大团沉重的泥泞,仿佛脚下踩着的不是土地,而是一团团黏糊的浆糊。而战壕底部更是不堪,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粘稠的粥状物,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这股恶臭并非单一的味道,而是由多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气味混合而成。其中既有尸体腐烂的恶臭,又有粪便的酸臭,还有锈铁的腥味以及潮湿裹脚布的馊臭。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东线特有的甜腻而腐败的气息,让人闻之欲吐。
然而,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进攻命令却已经正式下达。时间被定在了黎明时分,与德军主攻部队的炮火准备同步进行。
傍晚时分,科瓦奇上尉再次巡视前沿阵地。这是他作为指挥官的责任,也是他试图在巨大命运齿轮启动前,最后感受一下他所要带领走向未知的这群人。战壕里,士兵们蜷缩在泥泞中,或是靠在加固得不甚牢靠的胸墙后,分享着最后一点可怜的食物配给——通常是发黑坚硬的面包、一点点寡淡的汤,或者几片薄得透光的萨拉米。饥饿是这里最普遍的疾病,比俄国人的狙击手更让人无力。
在一个相对干燥些的防炮洞角落里,他意外地看到一幕景象:几个士兵——一个匈牙利人、一个捷克人、一个奥地利蒂罗尔人,还有一个波兰人——正围在一起,偷偷地、几乎是神圣地交换着一点来自遥远家乡的食物。匈牙利士兵拿出了一小截被油纸包裹、珍藏已久的萨拉米,捷克士兵贡献出了一块黑麦面包,那个波兰士兵则像变魔术一样掏出了一个小扁瓶,里面是自家酿造的、烈性十足的伏特加。他们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互相传递,每人小心翼翼地咬一小口,喝一小点,仿佛在进行一种无声的仪式,用味蕾短暂地触摸一下再也回不去的和平与故乡。
“明天…会很难吗?上尉先生?”一个声音怯生生地问道。
科瓦奇转过头,看到一个极其年轻的列兵,可能刚满十八岁,穿着不合身的肮脏军服,脸上还带着少年的稚气和惊恐,领章显示他来自奥地利本土。
科瓦奇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沉重的问题。他在男孩身边坐下,避开脚下一滩浑浊的积水,反问道:“你想家吗,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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