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1章 筹谋文化统一（2/2）

其一，是确立官方学说的绝对主导与排他性地位。法家思想，尤其是经过他李斯吸收韩非之学、结合秦国实践而融合、发展了的“新法家”思想，必须成为帝国唯一认可的、不容置疑的正统学说。这不仅意味着在朝堂议政时需彻底压制其他学派的政见，更意味着要在教育（以法家典籍为教材）、选官（通晓法令为重要标准）、舆论引导（控制言论渠道）等所有领域，树立和确保法家思想的至高权威。他要让天下人，特别是知识阶层明白，唯有钻研法家之术，恪守秦律之法，方能在这个崭新的帝国中立足、晋升，实现个人价值。

其二，是系统地构建一套服务于帝国统治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李斯打算从法家理论和其他学派中提炼、改造并大力宣扬一些关键概念。例如，“忠君”——强调忠于大秦皇帝一人，而非任何故国君主或地方势力，将君主与国家合一；“守法”——将秦律塑造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培养对法律的敬畏与遵从；“尚公”——鼓吹国家利益至上，反对一切结党营私、地方保护主义和儒家亲亲尊尊所带来的裙带关系；“重农”——肯定农业为立国之本，稳定社会基础，抑制浮奢末业。这些价值观需要被反复灌输，融入官吏的考绩、学童的诵读乃至乡里的规约，最终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

其三，是策略性地整合与改造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化敌为友。李斯并非鲁莽地要完全消灭百家学说，他深知那样既不现实，也可能引火烧身，激起更强烈的抵抗。他采取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的务实策略。例如，儒家强调的“忠孝”观念，可以加以剥离改造，削弱其“为父绝君”的宗法色彩，将“孝”引导并服务于对皇权、对国家的“大忠”；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在特定时期（如大战或大役之后）的休养生息政策中作为理论点缀，显示朝廷的宽仁；甚至墨家“尚同”的思想，也可以巧妙借用，来强调“上同于天子”、思想统一的极端重要性。他的目标，是将诸子百家中那些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社会秩序和伦理教化的内容，谨慎地吸纳、消化进以法家为体、为纲的官方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形成一个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思想体系，减少推行的阻力。

其四，是打造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与教化体系。李斯深刻认识到，思想的传播需要依赖强大的渠道和鲜活的载体。他计划充分利用国家机器所掌握的一切资源，包括在郡县普遍设立以传授法令、培养吏员为目标的官学；利用官府文告、石刻铭文（如泰山刻石）等形式公开颂扬帝国功绩、宣示统治合法性；甚至可能影响和引导民间流行的戏剧、歌谣等通俗文化形式，使其潜移默化地承载官方认可的价值观。他要让帝国的声音，如同阳光和空气，系统而持续地覆盖到疆域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从公卿大夫到黔首庶民的每一个阶层。

这项“文化统一”的工程，其复杂性、深刻性和艰巨性，远非修筑长城、开通驰道等浩大工程所能比拟。它触及的是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世代相承的信念和固有的思维模式，需要水滴石穿的耐心、精妙细致的操作和不容置疑的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李斯深知其路途漫漫，障碍重重，但他更透彻地明白其无可替代的必要性。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认同问题，涤荡六国旧念，凝聚天下人心，那么无论军事上取得多少辉煌胜利，无论制度上如何进行精密完善，巍巍大秦帝国都可能因为内部的思想撕裂与文化离心力而顷刻分崩离析。他时常独自站在丞相府那幅巨大的帝国疆域图前，目光仿佛穿透了标示着山川郡县的羊皮图纸，看到了那无形却无处不在、纷繁复杂的思想疆域。他知道，征服这片疆域，将其整合重塑，铸就大秦万世之基业，将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具挑战性，也最可能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的功业。一场没有硝烟，却直指帝国灵魂深处的战争，即将由他，帝国的丞相李斯，亲手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