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8章 后世称为“新法家”（1/2）

时光流转，数十载乃至百年弹指而过。咸阳宫阙依旧巍峨，渭水长流不息，李斯已然作古，他所辅佐的大秦帝国亦经历了数代君主的更迭与岁月的洗礼。然而，那个以李斯思想为源头的“务实创新”流派，非但没有湮没于历史尘埃，反而因其切中时弊的理念与经世致用的价值，影响力在朝野间悄然滋长，逐渐从一种隐性的思潮，发展成为受到广泛关注和探讨的显学。

到了这个时候，后来的学者们为了将其与商鞅、韩非等为代表的、更强调严刑峻法、绝对君权的“传统法家”区分开来，经过反复论辩与归纳，便赋予了这个流派一个特定的名称——“新法家”。

“新法家”之“新”的内涵

“新法家”之“新”，非凭空而生，而是对李斯思想脉络的延续与系统化。这些特点，几乎都可以在李斯的生平、奏议与执政实践中找到明确的源头：

其一，法治观念的演进

“新法家”学者完整继承了传统法家对“法”作为治国根基的尊崇，认为“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但他们在李斯晚年推动“明法”教化、刊定律令、试图减轻某些过于严苛刑罚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法律的公正性、适用性与教化功能。

新法家代表人物陈稷在其《法理新诠》中写道：“法者，天下之仪也。非独禁暴诛乱，亦所以定分止争、导民向善也。”他们经常引用李斯主持修订律令时“去其泰甚，使吏民易知”的案例，主张法律不仅是惩罚的工具，更应是引导民众明是非、知进退、维护社会公平的准则。他们批判传统法家中某些过于僵化、不近人情的部分（如“弃灰于道者刑”之类），追求“法”与“人情”、“天理”的适度平衡，提出“法顺人情则通，违人情则塞”的观点。

其二，人才选拔的革新

“新法家”学者大力推崇并致力于完善由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奠基、又在执政期间间接推动的“制科取士”制度。他们主张彻底打破世袭与出身的壁垒，唯才是举，并将选拔标准从单纯的经学义理，扩展到律法、算学、农政、水利、时政策论等实用领域。

太学博士王浚在奏疏中直言：“今取士独重经义，犹欲渡江而弃舟楫也。当效李相通达之见，开律科、算科、时务科，使怀瑾握瑜者皆得效于明时。”这正是李斯“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批判精神，以及他任用郑国、程邈等专门人才的务实作风，在制度层面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

其三，经济民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