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错案追责的理性看待（1/2）

李明华案尘埃落定后的第一个周一，陈砚刚到律所，就被一群记者围在了门口。话筒纷纷递到他面前，问题大多围绕“是否该追究原办案人员责任”——自从案件改判无罪后，本地论坛和社交媒体上，不少网友呼吁“严查当年办案人员，给受害者一个说法”，甚至有人扒出了原办案团队成员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

“陈律师，您认为当年办理李明华案的民警和检察官，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一位记者率先提问，镜头紧紧对着陈砚的脸。

陈砚接过话筒，示意大家安静，语气平静却坚定：“错案的纠正，核心目标是还当事人清白，让正义得以实现，而不是单纯的‘追责’。我们首先要区分‘故意制造错案’和‘工作失误导致错案’——这两种情况，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式也应有所区别。”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根据我们在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情况，当年的办案团队确实存在‘证据审核不严谨’‘未核实不在场证明’等问题，这属于工作失误。尤其是主办民警张警官，当年面临‘命案必破’的考核压力，在证据链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推进案件，更多是受限于当时的侦查条件和工作环境，而非主观故意陷害李明华。”

这番话一出，现场有些安静。另一位记者追问：“那您觉得，工作失误就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了吗？这会不会让其他办案人员放松对证据的要求？”

“当然不是。”陈砚摇摇头，“责任追究是必要的，但应该遵循‘过罚相当’的原则。对于工作失误，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完善流程’——比如建立‘重大案件证据复核制度’，避免单一办案人员主导证据审核；加强‘不在场证明核查’的标准化流程，确保每一份可能排除嫌疑的证据都不被遗漏。这些制度性的改进，比单纯处罚几个人，更能从根本上减少错案的发生。”

他举了个例子：“我们在调取案卷时，发现当年的年轻记录员小王，曾在工作笔记里标注‘李明华的工友证言未核实，建议补充调查’，但这条建议未被采纳。现在小王已经成长为刑侦支队的骨干，他主动联系我们，提供了当年的工作笔记，还在再审开庭时出庭作证，反思自己当年‘未能坚持意见’的问题。这种主动反思和改进，比单纯的追责更有价值。”

采访结束后，陈砚回到办公室，发现周明远正在等他。“你刚才在门口的发言，我都听到了。”周明远笑着说，“很理性，没有被舆论带偏。现在很多人觉得‘不追责就是不负责’，但其实，理性的追责观，才是推动司法进步的关键。”

陈砚点点头，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周明远：“这是我们团队整理的《李明华案错案成因分析报告》，里面详细分析了当年办案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对应的制度改进建议。我们准备把这份报告提交给市公安局和检察院，希望能为他们完善侦查和起诉流程提供参考。”

周明远翻看了几页，赞许地说：“做得好。这份报告没有指责谁，而是聚焦‘问题如何解决’，更容易被司法机关接受。我认识市公安局的王副局长，我帮你牵个线，下周我们一起去拜访他，把报告当面交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