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兴南发展金融发展（2/2）

“敏山大师，我们不是要打压宗教，而是要让秃子教回归本源。”杨金秀拿出一份文件，“政府计划对寺庙的黄金进行清查，收缴的黄金将用于国家货币发行，这也是在为兴南的百姓谋福祉。

敏山大师沉默了。他知道，政府的态度坚决，而且考证报告证据确凿，他无法反驳。最终，他点了点头：“只要不违背教义，我们配合改革。”

清查工作随即在全国展开。执法人员联合秃子教协会的工作人员，对每一座寺庙进行细致的清查。在仰城的庙宇，他们收缴了教主法座上的三座纯金雕像，合计2.3吨；在南部的庙宇，从庙宇梁柱的鎏金层中提炼出黄金49吨；在西部的庙宇，查获秃子私藏的金器金饰27.8吨，以及被挪用的黄金善款折合黄金28吨。

此次改革，共收缴黄金97.1吨，全部移交中央银行。央行的黄金储备突破1216.1吨，彻底摆脱了“无钱发币”的困境。而秃子教也在改革后回归清净，信徒们看到寺庙不再奢华，反而更加信任——他们觉得，这样的寺庙，才真正符合“普渡众生”的教义。

李老三的妻子是秃子教的信徒，她对李老三说：“现在寺庙里没有了金雕像，反而更清净了。楚主任说得对，黄金要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地方。”

1930年12月，兴南国中央银行的造币厂内，机器轰鸣。第一批“兴南银大洋”正在进行压制，银白色的金属坯饼经过机器的冲压，变成了一枚枚崭新的银大洋——正面刻着“兴南国”国号与展翅的雄鹰国徽，背面刻着“壹元”字样及稻穗图案，边缘有均匀的齿纹。

“每枚重26.8克，含纯银90%、铜10%，误差不超过0.05克。”造币厂厂长拿着一枚银大洋，对周明远汇报，“我们还在银料中加入了微量‘兴南蓝’金属，肉眼看不见，但用检测仪器一照就能识别，防止伪造。”

周明远接过银大洋，掂了掂，又用手指弹了弹，银大洋发出清脆的响声。“好！就按这个标准生产。记住，每发行100万枚银大洋，必须对应13.8吨黄金储备，绝不能超发。”

这是楚阳定下的“银主纸辅”策略的第一步——先发行银大洋，用金属货币的稳定性赢得民众信任。毕竟，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对“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属货币更有信心，而纸币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张纸，不靠谱”。

1931年1月1日，兴南银大洋正式在全国流通。在仰城的中央大市场，阿坤的摊位前挂起了新的木牌：“米：每斤0.06兴南银大洋”。李老三拿着刚兑换的银大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上面的纹路，然后递给阿坤：“买十斤米。”

阿坤接过银大洋，用牙齿咬了咬，又弹了弹，笑着说：“是真的！这钱好用，以后再也不用看外国货币的脸色了。”

银大洋的流通异常顺利。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旧币兑换银大洋，而且前6个月兑换还能获得1%的补贴。至1933年中，累计发行银大洋13.2亿枚，覆盖了全国的城镇与乡村，基本实现了“小额交易用银洋”的目标。

随着银大洋的流通稳定，发行纸币的时机成熟了。1933年3月，央行推出了纸币兴南元，分为1元、5元、10元、50元四种面额。纸币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防伪技术：票面印有央行行长周明远的签名和黄金储备编号，嵌入了红蓝纤维丝，背面印有“凭票即兑黄金”的说明。而且，1元纸币的尺寸和颜色与银大洋保持一致，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

“这纸币能兑黄金？”在兑换点，李老三拿着一张1元纸币，疑惑地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笑着解释：“大爷，您看背面的说明，凭这张纸币，随时能到央行指定网点兑换0.888克黄金。咱们的纸币，背后是黄金撑着的，放心用！”

李老三将信将疑地接过纸币，小心地放进怀里。回家的路上，他看到有人用纸币买东西，商家欣然接受，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纸币的发行量严格控制在黄金储备对应价值的180%以内。1935年的纸币发行量为33.2亿兴南元，与银大洋共同构成了“主辅结合”的货币体系。而此时，旧币回收计划也在稳步推进，至1935年末，旧币回收率达98.7%，兴南元成为全国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

在中央大市场，阿坤的摊位前再也没有了复杂的价目表，木牌上只写着“米：每斤0.08兴南元”。李老三拿着兴南元买米，再也不用担心中午和下午的价格不一样，他笑着对阿坤说：“还是咱们自己的钱好，踏实！”

1932年夏，仰城市警察局接到报案，有人在黑市上贩卖假的兴南银大洋。反假币特种大队队长赵刚立刻带队展开调查。经过三天的蹲守，警方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抓获了一个假币团伙，查获假银大洋2000余枚，以及一套简陋的造币设备。

“这些假币做得还挺像，就是分量轻了点，边齿也不均匀。”赵刚拿着一枚假银大洋，对队员说，“按《反假币法》，制造假币100兴南元以上就是死刑，这个团伙的主犯，够判十次死刑了。”

《兴南国反假币法》是1931年1月颁布的，其中明确规定：制造假币100兴南元以上，或贩卖假币500兴南元以上，均判处死刑；持有假币50兴南元以上，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这部法律的严厉程度，在当时的亚洲国家中极为罕见。

一周后，仰城市法院对这起假币案进行公开宣判。主犯王三被判处死刑，其余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宣判当天，法院外挤满了百姓，当听到“死刑”的判决时，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李老三挤在人群里，激动地说：“就该这么严！要是假币泛滥，咱们手里的真钱就不值钱了！”

这次公开宣判起到了极强的震慑作用，全国假币案件数量骤降90%。但反假币工作并未放松，赵刚的特种大队在全国设立了31个支队，队员们每天穿梭在市集、商铺、车站，用特制的检测仪器检查流通的货币。他们还与商家建立了“联防机制”，商家一旦发现假币，可随时联系附近的支队，队员们会在15分钟内赶到。

除了严厉打击，政府还注重“预防”与“宣传”。央行印刷了10万套“真假货币对比卡片”，发放到全国的商铺、市集和乡村。卡片上清晰地标注着真币与假币的区别：真银大洋“掷地有声、断面雪白”，假币“掷地发闷、断面发灰”；真纸币“透光见水印、摩擦不掉色”，假币“水印模糊、一擦就花”。

在南部的毛城，农民张强就是通过对比卡片发现了假币。那天，他拿着卖粮食赚的5枚银大洋去镇上买农具，店主用对比卡片一看，发现其中一枚是假币。张强立刻联系了反假币支队，队员们根据张强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捣毁了一个隐藏在深山里的假币窝点，查获假银大洋余枚。

按照“反假币举报奖励基金”的规定，张强获得了1000兴南元的奖励——这相当于当地农户十多年的收入。拿到奖金时，张强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奖励。以后我不仅自己会辨假，还要教乡亲们辨假！”

张强的案例被报纸报道后，全国掀起了“全民反假”的热潮。百姓们不仅自己学习辨假知识，还主动举报假币线索。1931-1936年，通过民众举报查获的假币案件占总数的60%以上。至1936年末，兴南国假币案发率控制在0.03‰以下，成为当时亚洲假币最少的国家之一。

1935年春，央行会议室里，周明远正主持“金融稳定评估”会议。桌子上摆放着全国23家商业银行的报表，每一份报表都标注着“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覆盖率”三个核心指标。

“兴南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是2.8%，超过了2.5%的预警线，必须发出整改通知。”周明远指着报表，语气严肃，“让他们在三个月内缩减高风险信贷，补充资本金，否则就限制他们的信贷规模。”

这是央行推出的“三维考核体系”，旨在管控银行体系的风险。1934年，随着兴南元的流通稳定，商业银行开始扩大信贷规模，但部分银行急于追求利润，向信用不佳的企业发放贷款，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楚阳得知后，立刻要求央行建立风险防控机制，“不能让银行的坏账拖垮整个金融体系”。

除了“三维考核”，央行还推出了“企业信用评级制度”。由专业的评级团队对企业进行评估，分为a、b、c、d四级：a级企业信用优良，可获得最低利率贷款；b级企业信用良好，贷款利率适中；c级企业信用一般，需提供抵押才能贷款；d级企业信用极差，禁止贷款。

仰城纺织厂3厂是a级企业的代表。厂长林建国拿着a级评级报告，顺利从银行获得了500万兴南元的低息贷款，用于扩大生产。“有了这个评级，银行放心贷款，我们也能安心扩大规模。”林建国笑着说。而那些被评为d级的企业，要么改进经营，要么被市场淘汰，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随之下降。

1936年，全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率降至2.5%，远优于同期亚洲国家5%-8%的平均水平。这是乔治·威尔逊在汇丰银行的年度报告中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