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农业发展（1/2）

在某一天的卯时三刻，陕北高原的晨雾如乳白色的绸缎，在千沟万壑间缓缓流淌。新家峁塬顶上，那座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的“农业统筹司”三层楼阁，已在六十支牛油大烛的照耀下，开始了决定百二十万苍生一年温饱的晨议。烛火透过雕花木窗，在尚未全亮的天空中晕开一片暖黄光晕，与东方天际的鱼肚白遥相呼应。

议事堂中央，那张由三棵百年柏木拼成、长三丈宽一丈的巨案上，《秦晋陇交界区耕地分布详图》徐徐展开。这张耗费二十四名画师、八位勘测匠人整整两年心血绘制的羊皮图卷，此刻承载着联盟全部希望。

王石头——这位年过四旬、脸庞如黄土高原沟壑般刻满风霜的农司总办——将粗糙如老树根的右手悬在图纸上方。他指关节凸起处，还沾着昨日巡视田间时留下的泥土，那泥土在烛光下泛着黑油油的光泽，仿佛还带着地气的温度。

“开春第一等要紧事，”王石头的声音如同塬上春季的雷，低沉而有力，在挑高两丈的堂内回荡，“七十万亩春播作物，一粒种子都不能误了农时。各村的《农事历》，可都校正妥当了？”他的目光扫过堂下，那目光锐利如鹰，却又透着老农察看墒情时的专注与深沉。

堂下十五张榆木椅上，各卫星村的农事负责人正襟危坐。这些汉子大多四十往上，人人手掌粗大，衣襟上或多或少都带着田间劳作留下的痕迹。坐在东首第一位的李家坝负责人李老四率先起身。这个精瘦的汉子习惯性地搓了搓手——那双手的虎口处有一道深可见骨的旧疤，是十年前抢墒播种时被犁铧所伤——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里带着川地人特有的干脆：

“禀总办，咱们坝子向阳，地温回升得快。按新修定的《农事历》，春小麦该比去年早播三日。可是……”他顿了顿，从怀中掏出一本用棉线仔细装订的册子，“气象站昨儿个送来的旬报上说，三月末可能有倒春寒。”

“数据在这里。”接话的是坐在王石头左首的杨文远。这位年方三十的算术司主事，一身青布长衫纤尘不染，与满堂的庄稼汉子形成鲜明对比。

他展开一卷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满数字的报表，纸张在烛光下微微泛黄。“过去十年同期观测记录显示，春分后十五日内出现倒春寒的概率，是三成七分。其中，气温骤降至冰点以下、足以冻死出土嫩苗的严重霜冻，概率为一成二分。”

他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罕见的水晶眼镜——这是去年从江南商队换来的稀罕物——继续说道：“依学生之见，川地春麦可分两批播种，间隔五日。如此，即便前批受损，后批犹可补种，此乃‘以时间换稳妥’之法。”

坐在杨文远对面的方以智微微颔首。这位来自江南的学者，虽在陕北生活三年，依然保持着士人的儒雅风度。

他轻抚颌下三缕清须，缓声道：“文远所言，暗合《孙子兵法》‘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之理。农事非赌徒押宝，当如国手弈棋，须多看三五步。昔年贾思勰《齐民要术》有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今日之议，正在‘量’字上下功夫。”

堂西窗下，顾炎武正伏在一张堆满古籍的木案前。闻言，他抬起头，手中那支狼毫笔尖的墨汁将滴未滴。

这位以考据严谨着称的大儒，三年来走遍联盟各村，抄录了各地老农口传的农谚、各县方志中的灾异记录，整理成三卷《秦晋农事灾异考》。此刻他展开其中一册，翻到某一页，纸张发出脆响：“崇祯四年春，三月廿八，骤寒，延绥、榆林二府麦苗冻死十之五六，米价腾贵，人相食。”

他声音沉静，却字字千钧，“今虽概率不过一成二分，然农事关系百万生民，不可不防。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调理农事亦当如此，火候稍差，满盘皆失。”

堂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烛火偶尔爆出的噼啪声。窗外，天色渐亮，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悠长而清晰，像是从很深的沟底升上来的。

王石头站起身，走到巨案前。他俯身细看地图，手指沿着蜿蜒的河道移动，最终停在标注着“七十万亩春播区”的色块上。阳光此时恰好从东窗斜射进来，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良久，他直起身，一字一顿道：

“川地春麦，分三批下种。第一批，明日开始，占三成亩数；五日后第二批，占四成；再五日后第三批，占三成。坡地玉米，一律延后十日。山地红薯，须待谷雨前后、地温稳定在八度以上再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每一粒种子，都要踩在节令的鼓点上；每一亩地，都要对得起老天爷赏的墒情。杨主事，今日午时前，将各批次播种明细分发各村，不得有误。”

“得令！”杨文远肃然起身，拱手领命。

“方先生，”王石头转向方以智，“劳烦您将今日所议之‘分批避险法’，写入新编《农政实务》，作为定制。”

“顾先生，”他又看向窗边，“您那本《灾异考》，请抄录三份，一份存农司，一份送学堂作为教材，一份……送到我屋里。夜里睡不着时，我要常翻翻。”

这场春分晨议所定下的策略，背后是一套日趋精密的农业管理体系。在联盟百万亩耕地中，六十万亩为粮田，种着小麦、粟米、玉米、薯类等主粮；二十万亩为经济作物，分布着从河南引种的棉花、从山东移来的花生、还有本地山野间驯化的各类药材；另有二十万亩饲料地，专门种植苜蓿、黑麦草等牧草。

每一类作物都有详细规划：何时下种、何时施肥、何时除虫、何时收割，全都写在各村正厅墙上那面巨大的《农事流程板》上。板子用黑漆刷成，上面用白垩笔写着工整的楷书，每日更新，村民下田前都要来看一眼，如同将士出征前查看令旗。

水利，是这个庞大农业体系的命脉所系。过去三年，联盟动员了数十万工役，在千沟万壑间开挖、修缮了总长八百余里的干支渠道。

这些渠道大多依地势而建，有的利用古河道改造，有的穿山越岭用“火药开石法”硬生生炸出来，有的则在塬上用“夯土筑渠法”垒起数丈高的渠墙。

韩铁匠——这位原是个普通铁匠、却凭着巧思成为联盟头号工程匠人的汉子——设计了十三种不同规格的分水闸。最精巧的一种，通过调节闸板上的铜制刻度盘，能精确控制“一刻钟内流经多少立方尺水”。

每个村都设有“水管员”，多是心思缜密、识字算数的中年人。他们手持特制的“量水尺”——尺身上刻着二十四节气与不同作物需水量的对照刻度——每日巡渠三次，按《配水章程》分配水量。

“咱们这六成地能浇上水，”王石头每次巡视渠道，总忍不住拍着渠墙感慨，“搁在整个陕北，都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这话虽粗，却是实情。明末陕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新家峁联盟境内却因这八百里水网，硬生生造出了一片“塞上江南”。

然而问题总会不期而至。五月初三，小麦正值拔节需水关键期，下游赵家沟与上游张家庄因用水次序爆发激烈争执。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张家庄地势高，按轮灌制应当先浇；但赵家沟有两百亩麦子已出现旱象，老农跪在田埂上，看着卷曲的叶子老泪纵横。

两村青壮各执器械对峙于渠首，锄头、铁锹、柴刀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冷光，冲突一触即发。

黄宗羲奉命前去调解。这位以《明夷待访录》闻名的思想家，如今是联盟的“理讼使”。他没有急于评判是非，而是先调阅了农司三年的水量记录，又带着两名助手实地勘察了三天。

他们测量了渠道坡度、计算了流速、估算了土壤渗漏量，甚至挖开几处田埂察看根系发育情况。五月初七，黄宗羲将两村长老、管水员及当事农户召集到渠首那座新建的“分水亭”。

亭内石桌上，摊开一张绘有等高线的渠系图。黄宗羲指着图纸，声音平和却不容置疑：“水有定量，此乃天理。然用水次序，可循人道。张家庄地势高，若不先浇，水势难以上行，此乃物理之常。但赵家沟旱情已现，亦不可坐视。”

他环视众人，从袖中取出一卷纸，“兹拟定新规：张家庄每日辰时至午时灌溉，赵家沟接续，但延长一个时辰。同时，从联盟储备粮中拨出五十石粟米，补偿赵家沟因延迟灌溉可能造成的减产。”

他顿了顿，展开另一张表格：“此乃新的《干支渠轮灌详表》，精确到每个时辰、每个闸口。各村须严格遵行，违者按《农事律》处置。”

表格上，时辰、水量、负责人签押处，条分缕析，一目了然。一场可能流血的纠纷，就这样在数据与制度的框架下悄然平息。

更大的变革正在耕作制度中酝酿。农业司开始全面推行“三三制”：将耕地划分为若干区，每区土地轮流执行“三年粮食作物—一年牧草—一年休耕”的循环。

这种制度源于对地方老农经验的总结与改良：连续种植耗竭地力，而苜蓿等牧草不仅能固氮肥田，其深根系还能打破犁底层、改善土壤结构。休耕年则让土地彻底“歇口气”，只浅耕除草，蓄养墒情。

“二十万亩饲料地，”在一次农司内部核算会上，王石头拨弄着算盘珠子，噼啪声在安静的堂内格外清脆，“按每亩产干草八百斤算，能养骡马三万头，猪羊十万口。畜力耕地，粪便肥田，肉食增力，皮毛制衣——这是一环扣一环的活路。”

他抬起头，眼中闪着光，“咱们这是在黄土上织一张大网，网住了天时、地利、人和。”

年轻的侯方域被这个宏大构想所激动，为此创作了《牧草歌》。歌词很快传唱开来：“苜蓿青，黑麦壮，牛羊肥，地力旺。春耕不借牛，秋收有余粮。人畜两利，天地皆养。”

田间地头，农人歇晌时常哼唱此调，歌声在沟壑间回荡，带着希望的温度。

五月末，春播战役宣告完成。从塬顶眺望，七十万亩粮田如巨大的绿色织锦，在黄土背景上铺展蔓延。

其中，二十万亩冬小麦已没过脚踝，在微风中漾起层层碧浪；二十万亩春麦则刚破土，嫩黄的芽尖在阳光下晶莹剔透；二十万亩土豆和玉米地点缀其间，条播的垄沟笔直如线。

二十万亩经济作物区又是另一番景象：棉田里，淡绿色的棉苗整齐排列；花生地里，复叶正在舒展；药材区则像打翻的调色盘，当归的紫茎、黄芪的黄花、甘草的羽状叶，交织成斑斓的图案。

而那十万亩牧草，宛若一块块厚实的绿毯，铺在坡地、台塬与河滩上，风吹草低时，可见成群绵羊如云朵般缓缓移动。

然而，危机总在丰收的希望中悄然逼近。六月初七黄昏，一匹快马溅着泥水冲进新家峁东门。

马上的侦察骑兵汗透重甲，背后插着的三支羽箭只剩一支——这是遭遇敌情的标志。他直奔军务司，气喘吁吁地汇报：北边二百里外，三个蒙古部落因去冬白灾（雪灾）牲畜大量死亡，组成联军南掠，已攻破两个边军堡寨，正朝南移动。

消息如冷风刮过联盟高层。“会不会到咱们这儿？”次日的紧急会议上，有人声音发颤。这些年来，联盟虽然击退过小股流寇、收编过溃兵，但尚未与成建制的蒙古骑兵正面交锋。

李定国——这位原是大西军将领、现为联盟军事总教习的汉子——站起身。他走到墙上的大型沙盘前，用竹鞭指点着北部防线。“蒙古人要的是粮食、布匹、铁器，不是硬骨头。”

他的声音沉稳如磐石，“咱们新家峁墙高池深，他们不会强攻。但……”

竹鞭移向沙盘上那些代表农田的绿色木块，“咱们的田地在野外，延绵百里，这正是骑兵最好下手的肥肉。”

防御方案在紧张而有序的节奏中迅速制定。边境二十里内的四十七个村庄，立即组织“联防护庄”：

青壮男子按保甲编成巡逻队，配备铜锣、号角、狼烟筒，昼夜轮值；老弱妇孺演练避入附近山寨、地窖的流程。

重要产粮区，如李家坝万亩麦田、赵家沟棉花基地，周围筑起简易土垒、挖出壕沟，每隔百步设一了望台。

各村的牲畜——特别是骡马、耕牛等大畜——夜间一律集中到有围墙的场院，由专人看管，场院四角堆满柴草，一旦有警即点火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