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2章 龙国的国情变化（二）（1/2）

1943年4月10日，龙国东北，松嫩平原，第七红星机械化农场。

春耕的忙碌间隙，午后阳光正好。张喜贵正蹲在自家院门口，修理一副有些松动的犁铧，抬头看见自己老爹张老汉背着手，胳肢窝下夹着个旧布包着的小马扎，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梆子戏，晃晃悠悠地从农场办公区那边回来，脸上皱纹都舒展开，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爹，又去场部听课啦？”张喜贵搭话道，手上动作没停。

“那可不！”张老汉声音洪亮，透着股精神气，“今儿个讲的是大事！天大的事！咱们龙国，出新宪法了！” 他边说边把马扎靠墙放下，从旧布包里掏出个崭新的小本子，封面上印着庄严的国徽和“龙国宪法（草案宣讲读本）”几个字，小心翼翼地用手抹了抹并不存在的灰尘。

“宪法？那是啥？”张喜贵停下敲打，有些茫然。他识的字有限，对这类高大上的名词不太敏感。

“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管所有事、所有人的总章程！”张老汉显然刚从宣讲会上吸收了新知识，努力用自己理解的话解释，“里头说了好多条条框框，公民有啥权利，国家是啥性质，咋运转……反正，顶顶重要！”

“那这宪法里，最要紧的是说了啥？”张喜贵的好奇心被勾起来一点。

张老汉翻开读本，眯起眼睛，手指点着一行字，虽然他自己认不全，但宣讲干部反复强调的话他记得牢：“喏，最重要的一条，白纸黑字写着呢——‘龙国政权以军人为核心，军人之权利与义务，不容侵犯。’”

“啥？”张喜贵一听，眉头立刻皱了起来，手里的锤子也放下了，脸上满是不服气，“凭啥呀？爹，咱是农民，种地打粮养活全国，工人兄弟炼钢造机器，咋宪法就说以军人为核心了？咱们农民、工人呢？这……这不公平！”

“咋了？你有意见？”张老汉“啪”地一声合上读本，眼睛一瞪，声音也提了起来，那股在儿子面前的权威感立刻回来了。

张喜贵缩了缩脖子，嘟囔道：“我……我就问问，不懂还不能问嘛……”

“问？你们这些后生，就是听得少，想得多，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张老汉拉过自己的马扎坐下，拿出训导的架势，“多去听听课，多明白点道理，肚子里有货，嘴上就没那么多怪话！”

他缓了口气，看着儿子还是一脸懵懂不服的样子，决定掰开揉碎了说：“来，爹问你几个事儿，你照实答。当初占咱东三省的鬼子，是谁豁出命赶跑的？”

“那……那是北方军。”张喜贵回答。

“北边那老毛子，仗着家伙厉害想来占便宜，是谁给顶回去、打得他们再不敢呲牙的？”

“也是北方军。”

“咱们家现在分的这地，以前是地主老财的、是荒着的，是谁主持分下来，让咱们有田种、有奔头的？”

“……还是北方军。”

“着啊！”张老汉一拍大腿，“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是不是他们冲在最前头？发大水、闹干旱、大雪封门的时候，是谁开着拖拉机、带着物资最先到，帮咱们抢收抢种、修房子送粮的？农忙最累人的时候，又是谁组成‘支农队’，放下枪杆子，跟咱们一样泥里水里滚一天，豆大的汗珠子摔八瓣也不叫苦的？是不是那些穿军装的？”

张喜贵默默点了点头，这些事他确实都见过，甚至亲身受过帮助。

“这不就结了！”张老汉语重心长，“没有他们，咱这地能不能保住都难说，还能在这儿琢磨宪法公不公平？宪法说政权以他们为核心，不是说他们比谁高贵，是说这个国家、咱们现在过的好日子，根基是他们用命夯实的！最危险、最苦的时候，是他们顶上去的！这叫不忘本，叫公道！赵总司令把这写进宪法，我看一点毛病没有！这叫旗帜鲜明，让所有人都知道，该敬着谁、该向着谁！”

张喜贵被老爹这一连串话砸下来，心里的那点不服气渐渐散了，挠了挠头，有些讪讪地笑道：“爹，你要早说这是赵总司令定下的章程……那还用解释这么半天嘛。”

张老汉闻言，愣了一下，随即也是摇头失笑，指了指儿子，却没再说什么。他小心地把宪法读本重新包好，心里却门儿清：儿子这话虽然直白，却道出了最实在的理儿。在这片土地上，“赵总司令” 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权威、信任与功绩，其深入人心、不言自明的程度，有时候，确实比任何精妙的宪法条文都更具说服力和凝聚力。宪法赋予了军人核心地位以法理，而赵振的威望与实践，早已在百姓心中为这条法理浇筑了最坚固的基石。

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里，烟雾比往日更加浓重。那份关于龙国新宪法的摘要电报，已经被他重重拍在厚重的橡木桌面上，纸页边角微微卷起。

“同志们！看看！你们都仔细看看！”斯大林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亢奋的尖锐，他站起身，手指用力戳着电文上的几行字，目光在农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等人脸上扫过，仿佛一位终于抓住了对手致命破绽的检察官。“这就是事实！铁一般的事实！彻底揭穿了某些人模糊不清的幻想！”他深吸一口气，几乎是逐字念出电报内容：

龙国政权以军人为核心，军人之权利与义务，不容侵犯。””念完，他猛地抬头，眼神锐利如冰锥，“现在，谁还能说那个赵振是什么‘不自觉的共产主义实践者”？嗯？这是什么？这就是最赤裸裸的军阀宣言！是用宪法条文粉饰的军事独裁背书！一个彻头彻尾的、洗不干净的军阀！他把枪杆子凌驾于一切之上，写进了根本大法！这和我们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原则有丝毫共通之处吗？没有！这是反动的，落后的，是亚洲式的军阀政治的现代翻版！”

斯大林的情绪显得颇为激动，似乎这不仅是在批驳一个远方的政权，更是在肃清自己内部一度出现的、对那种“东方模式”的微妙欣赏或困惑。他需要这个“证据”来巩固自己的论断，来否定之前考察报告带来的那一丝令人不安的“相似性”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