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星海艺人 全面进击（1/2）

2000年6月2日，清晨七点。

我被短信震动声惊醒。摸到床头，屏幕上显示着一行简短的信息：“周demo到，速听。杨。”

大脑还沉浸在昨晚《华夏》混音工作的余韵里，耳边仿佛还有《光年之间》的合成器音效在回荡。

我坐起身，揉了揉太阳穴，拉开窗帘。六月的北京清晨，天空是干净的淡蓝色，槐树的枝叶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几只麻雀在窗台上跳来跳去。

简单洗漱后，我走进卧室外的小客厅。茶几上放着三个包裹，都是昨天深夜到的，还没来得及拆。

第一个是牛皮纸袋，上面手写着“周杰伦新demo”几个字，字迹潦草，显然是杨峻荣的笔迹。

第二个是快递文件袋，寄件人是何西，从西安发来的。

第三个是国际快件，寄件地址是洛杉矶，但没有署名。

我打开牛皮纸袋，里面是三张cd-r光盘，每张都用黑色马克笔标着歌名：《忍者》《威廉古堡》《安静》。

附着一张纸条，杨峻荣的字迹更加潦草了：“浩彣，听了再说。我失眠两天了。”

我把第一张光盘放进cd播放器。几秒钟的空白噪音后，音乐响起。

前奏是急促的日本三味线，营造出忍者潜行的紧张氛围。

然后鼓点进入——不是传统的流行节奏，是混合了东方鼓点和电子节拍的奇特组合。

接着，周杰伦的声音响起，不是唱，是念，带着台湾腔的国语rap：

“居酒屋里的小神龛 离铺满鹅卵石的玄关

差不多一米宽的信仰 我坐着喝味噌汤

在旁观看庭园假山 京都的夜晚

有一种榻榻米的稻香叫做禅……”

我愣住了。不是记忆中的样子，也完全超出了2000年华语乐坛的认知。

没有旋律化的主歌副歌，没有明确的抒情主题，甚至没有“唱歌”——他就是在说话，用一种近乎任性的节奏和语调在说话。

但奇怪的是，这种“奇怪”本身有一种魔力，让你忍不住想继续听下去，想搞清楚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副歌部分加入了更密集的打击乐，周杰伦的rap速度加快：

“忍者无敌 手里剑影

忍者无敌 飞檐走壁

一身黑衣 来去无声

伊贺流忍者的想法 只会用武士刀比划……”

我按下暂停，深吸了一口气。

前世，我知道周杰伦的“怪”会改变华语乐坛的审美。

但真正在2000年的早晨，第一次听到《忍者》的原始demo时，那种冲击感还是超出了预期。

这不仅仅是“好听”或“难听”的问题，这是一种美学宣言——流行音乐可以不必抒情，可以不必优美，可以不必遵循任何现有规则。

它可以是东瀛风的，戏谑的，文化混搭的。

我继续听第二首，《威廉古堡》。

前奏是管风琴和钟声，营造出阴森的古堡氛围。

周杰伦的唱法又变了——这次是低声吟唱，带着神秘和诡异：

“藤蔓植物 爬满了伯爵的坟墓

古堡里一片荒芜 长满杂草的泥土

不会骑扫把的胖女巫 用拉丁文念咒语啦啦呜……”

这首歌的怪异程度不亚于《忍者》，但方向不同。

如果说《忍者》是外向的、异域文化的、节奏驱动的，那么《威廉古堡》就是内向的、幻想的、哥特式的。

周杰伦在这两首歌里展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都远离主流。

第三首，《安静》。

前奏是简单的钢琴，旋律终于回归了传统的情歌框架。

周杰伦的声音也变得柔和：

“只剩下钢琴陪我谈了一天

睡着的大提琴 安静的旧旧的

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

我懂我也知道 你没有舍不得……”

这首歌证明了他不是不会写情歌，只是不想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

即使是情歌，他也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歌词里没有直白的“我爱你”，而是用钢琴、大提琴、旧旧的这些意象来营造氛围。

三首歌听完，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有动。

窗外阳光越来越亮，透过玻璃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远处传来早高峰的车流声，北京开始苏醒。

而我手里握着这三张薄薄的光盘，像是握着某种引爆器。

我知道，只要我按下同意键，这三首歌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提前炸开华语乐坛沉寂多年的水面，掀起巨浪。

会有无数人骂这是“垃圾音乐”，也会有无数年轻人疯狂追捧。

乐评人会争吵，市场会分裂，而周杰伦会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争议也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

这值得吗？

我拿起电话，拨通杨峻荣的号码。

响了两声就接了，他的声音沙哑，显然一夜没睡：“浩彣，听了？”

“听了。”

“怎么样？”

“《忍者》中间那段三味线独奏，要更嚣张一点。”我说，“不要只是点缀，要成为主角。让三味线和电吉他对话，让东方和西方打架。”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杨峻荣大笑起来，笑声里有释然，也有疯狂：“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浩彣，你真是个疯子！”

“你才是疯子，杰伦是你介绍认识的。”

“对对对，我们都是疯子。”他的声音兴奋起来，“那你同意做了？”

“做。而且要做得彻底。”我认真地说，“杨总，这张专辑不要想市场，不要想主流，就让他彻底释放。预算不够就加，时间不够就延。我要的不是一张安全的专辑，是一颗炸弹。”

“明白！”杨峻荣顿了顿，“不过浩彣，有个问题。阿尔法音乐那边……有些股东听了demo，说这根本不是音乐，是胡闹。他们想让我换歌。”

“告诉他们，”我的声音冷下来，“要么按周杰伦的意思做，要么取消合作，以后共荣的所有发行工作都没他们的事了。”

又是几秒沉默。然后杨峻荣说：“浩彣，你知道你这句话值多少钱吗？”

“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说，“我在乎的是，十年后人们回头看2000年的华语乐坛，会记住什么。我希望他们记住，这一年有人敢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挂了电话，我打开第二个包裹。

何西寄来的，是一盒磁带和几页手写的信。

磁带标签上写着：“黄土巡演·西安现场实录，2000.5.28”。我把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

先是一阵嘈杂的环境音——观众的交谈声，椅子的挪动声，调试乐器的声音。然后是何西的声音，透过麦克风传来，有些失真但很真实：“大家晚上好。我是何西。感谢你们来听我唱歌。”

掌声，不太热烈，但真诚。

吉他声响起，简单的几个和弦。何西开始唱《黄土》专辑里的歌。

他的声音很粗，像砂纸，像风刮过黄土高原的沟壑。没有技巧，只有感情。

唱到那句“我们像野草，在楼群的缝隙里，挣扎着一寸光”时，台下有人跟着哼唱，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全场大合唱。

现场录制的音质很差，杂音很多，但那种生命力透过劣质的录音设备扑面而来。

你能听见何西唱到高音时的轻微破音，听见观众在副歌时的呼吸声，听见吉他弦震动时发出的嗡嗡余音。

这才是音乐最原始的样子——不是录音棚里精心修饰的完美，而是活生生的，有汗味，有体温，有不完美的真实。

磁带放完，我展开信纸。何西的字写得很大，笔画粗重，像他的人一样：

“田总，见信好。

巡演走了一个月，西安、兰州、银川、延安，最后又回到西安。

每场人都不多，最多的一场三百人，最少的一场五十人。但来的人都是真想听歌的，安静地听，用力地鼓掌。

在延安那场，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听完歌来找我，说我的《北方的麦田》让他想起年轻时候，想起生产队，想起那些苦日子里的一点甜。

他说现在日子好了，反而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就给他敬了根烟。

钱没赚多少，场租、路费、住宿，勉强打平。

但我觉得值。至少有人听了，有人记住了。

你让我找的‘根’，我好像找到了一点。

不是在音乐学院里，是在这些黄土坡上，在这些普通人的眼睛里。

他们听我唱歌时，眼神里有种东西——不是追星的狂热，是‘我懂你’的默契。

谢谢你给我继续唱下去的信心。

我会继续唱，唱到唱不动为止。

另：王斐给我打电话了，说她接了电视剧主题曲。我说好啊，你要成电视明星了。她笑了，说还是唱歌踏实。我觉得她状态不错。

保重身体。

何西 2000.5.30”

我把信折好，小心放回信封。

何西的路走得慢，走得苦，但走得扎实。

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做小众的，地下的，不被主流看见的音乐。

但正是这样的音乐，才能沉淀下来，成为时代的注脚。

第三个包裹，国际快件。

我拆开，里面是一张卡片和一盒录像带。

卡片是手绘的，画着一个女孩坐在窗边，窗外是星空。

背面用英文写着：“howard，这是我在治疗中心画的。医生说画画能帮助表达。我想告诉你，我正在学习说‘不’。虽然很难，但我在学。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有权利说不。britney.”

录像带标签上写着：“therapy session, private”(私人治疗周期)。

我犹豫了一下，把录像带放进播放机。

画面跳出来，是布兰妮坐在一间简单的房间里，面对着一个中年女心理医生。

她穿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素颜，金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这和mv里那个光彩夺目的偶像判若两人。

“britney，今天想聊什么？”医生问。

布兰妮沉默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我梦见我在舞台上唱歌，但台下没有人。我唱了很久，嗓子都哑了，还是没有人来。最后我哭了，但眼泪是假的——因为化妆师说，偶像不能哭花妆。”

“这个梦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也许我早就空了。”她的声音很轻，“我只是在扮演britney spears，扮演大家想要的那个甜美、性感、永远快乐的女孩。但真正的我……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医生递给她一杯水：“那真正的britney，想要什么？”

布兰妮接过水杯，没有喝，只是握着。“她想要……睡到自然醒。想要和朋友逛街，不用担心被狗仔队拍。想要谈一场不用上头条的恋爱。想要偶尔犯错，不用被全世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