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商业的尺 艺术的灯（2/2）

但音乐仅仅是生意吗？

艺术的价值只能用销量衡量吗？

那些深夜的创作，那些录音棚里的反复打磨，那些想要表达的冲动和痛苦……这些，数字能衡量吗？

“艺术需要时间成长。”我最后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陈薇摇头，动作干脆：“田总，我理解你的想法。真的，我大学也学艺术，我知道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情怀。但现实是，‘共荣音乐’要活下去，要发展，就不能只靠情怀。我们要面对市场，面对投资人，面对残酷的竞争。”

她身体前倾，语气诚恳：“王斐的音乐很好，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被更多人接受。何西……他的音乐可能永远都只是小众。市场就是这样，有些东西就是叫好不叫座。我们可以欣赏，可以尊重，但不能把整个平台的未来押在上面。”

她说得对。从商业逻辑上，完全正确。资源应该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给我一周时间。”我说，合上报告。

“什么？”陈薇没明白。

“一周时间，让我想想。”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阴沉的天，“王斐和何西的问题，我会给出解决方案。既不让平台承担过大风险，也不简单放弃他们。”

陈薇看着我，眼神复杂。她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好，一周。但田总，请理解，‘共荣’不是我们一家说了算，香港和台湾那边也在看着。如果迟迟没有改善，压力会很大。”

“我明白。”

散会后，我没给李老师、杨总打电话，也没回办公室。

而是下楼，去了一个地方。

红星生产社。

自从“星海”独立运营后，我过来的次数很少。但每次来，都有种回家的感觉——那种混杂着烟味、汗味、乐器声和自由讨论气息的味道，像某种精神上的故乡。

陈健添在办公室里，看到我，有些意外：“浩彣？怎么来了？脸色不太好。”

我们在那张熟悉的旧沙发上坐下。沙发是真皮的，已经磨得发亮，坐下去会陷进去一点。陈健添给我倒了杯茶，是上好的龙井，茶叶在热水中缓缓舒展，像活着的小生命。

“陈叔，想找你聊聊。”我说，捧着茶杯，温度从指尖传来。

“遇到麻烦了？”他敏锐地问，点了支烟。烟雾在空气中缓缓升腾，形成奇妙的图案。

我简单说了王斐和何西的情况，还有“共荣”那边的压力。没有隐瞒数字，也没有掩饰困境。

陈健添听完，抽了口烟，慢慢吐出来，烟雾让他的脸有些模糊：“浩彣，这事我经历过太多次了。几乎每一个想做点不一样音乐的人，都会遇到——商业和艺术的矛盾。说白了，是要眼前的钱，还是要心里的火？”

他靠在沙发上，眼神有些悠远，像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事：

“当年签郑钧的时候，公司所有人都反对。说他的音乐太叛逆，歌词太尖锐，市场不会接受。说‘私奔’？和谁私奔？这是道德问题。说‘赤裸裸’？太直接了，电台不会播。”

“签许巍的时候更夸张。”他笑了，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骄傲，“有人说他唱歌像念经，旋律太平，没有高潮。说他写的都是‘在别处’、‘我的秋天’、‘路的尽头’……太文艺了，老百姓听不懂。预算给得很少，宣传也省，觉得反正不会火。”

“但你还是签了。”我说。

“因为我在他们眼睛里看到了光。”陈健添说，弹了弹烟灰，“那种只有真正热爱音乐、真正有话要说的人才会有的光。钱可以赚，市场可以培养，听众可以引导。但这种光，一旦熄灭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一个人可能从此就变成了行尸走肉，唱着自己都不信的歌，赚着让自己恶心的钱。”

他看着我，目光如炬：“你现在遇到的，是每一个想做点不一样事情的人都会遇到的——商业的尺和艺术的灯。尺子量的是长短、多少、盈亏。灯照的是方向、价值、灵魂。你要用尺子来决定灯该不该亮、该亮多亮吗？”

“如果两者都想要呢？”我问，“既要活下去，又要心里那盏灯亮着？”

陈健添笑了，那笑容里有理解，也有无奈：“那就要有本事，在养活自己的同时，不把心里的火苗浇灭。就要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妥协一点，什么时候该坚持到底。就要有耐心，相信好东西需要时间，酒越陈越香。”

他掐灭烟头，坐直身体：“我给你讲个故事。八几年的时候，北京有个地下乐队，叫‘暗流’。玩的是没人听的实验摇滚，把京剧唱腔、民间小调、工业噪音全混在一起。穷得吃不起饭，就去酒吧打工，去街头卖唱，去给人家搬家公司当苦力。但每周雷打不动，聚在一起排练，写新歌，吵得邻居报警。”

“后来呢？”我问。

“后来乐队散了。”陈健添说，语气平静，“有人去了深圳做生意，卖牛仔裤，后来开了厂。有人回了老家教书，娶妻生子。有人去了国外，再没消息。但去年，我在后海一个小酒吧，看到其中一个人在演出。快五十岁了，头发都白了，背也有点驼，还在唱那些没人听的歌。”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台下就七八个人，都是老朋友或者偶然走进来的游客。但他唱得很投入，闭着眼睛，像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对话。结束后我请他喝酒，他说：‘陈哥，我这辈子没红过，没赚过大钱，老婆也跟人跑了。但我每天晚上都能睡得着觉，因为我知道，我没背叛过自己。我唱的是我心里想唱的东西，这就够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像心跳。

“浩彣，”陈健添最后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我心上，“你现在的位置很特殊。你有钱，有资源，有影响力。你能做的事，比我们当年多得多。你能支持更多的王斐、更多的何西，让他们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记住——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你一个决定，可能就决定了一个年轻人是继续做梦，还是彻底醒来。是相信艺术有价值，还是从此只认钱。你手里拿着那把尺子，也举着那盏灯。怎么平衡，是你这辈子要修的功课。”

从红星出来，天已经黑了。雨终于开始下，淅淅沥沥的，不大，但很密，在路灯下像无数银色的丝线。

我没有骑车，也没打伞，就沿着街道慢慢走。雨丝打在脸上，凉凉的，让人清醒。

路过一家音像店时，我看到橱窗里摆着britney的专辑《…baby one more time》，旁边是王斐的《流光絮语》，再旁边是何西的《黄土》。

三张专辑摆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britney的封面色彩鲜艳，女孩笑容灿烂，金发耀眼，充满青春活力。

王斐的封面色调清冷，女孩侧影安静，眼神悠远，像一首朦胧的诗。

何西的封面是斑驳的土墙、荒芜的草原，远处是一个模糊的背影，像一声沉重的叹息。

三个世界，三种音乐，三种价值。

店里在放britney的歌，“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的旋律透过玻璃门传出来，节奏明快，充满活力。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站在橱窗前，跟着节奏轻轻摇摆，说说笑笑。

而在音像店角落的“独立音乐专区”，一个戴着眼镜、背着双肩包的男生正拿起王斐的专辑，仔细看着背面的曲目列表，看了很久，然后掏钱买下。

至于何西的专辑，静静地躺在那里，无人问津。

两个世界，两种音乐，两种价值。

但都是真实存在的。都需要被听见，都需要有存在的空间。

手机响了，是高军。

“小田总，陈小姐明天下午的飞机回香港。她希望在走之前，能敲定王斐和何西的事。香港和台湾那边也在等消息。”

雨下得大了些，打湿了我的头发和肩膀。我站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车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拉出长长的光带。

“告诉她，明天上午，我会给出最终决定。”

“明白。”

挂断电话，我继续往前走。

雨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有点咸，不知道是雨，还是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