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潮汕根脉 南洋叶茂（1/2）

隔日，5月12日，星期三。

晨光比昨天更锐利地刺破海雾。

我五点半醒来，躺在床上倾听这座城市的苏醒——不是恢弘的序曲，而是精密齿轮咬合般的细响：远处渡轮沉闷的汽笛、清洁车扫过路面的沙沙声、送货卡车引擎的低吼。

这些声音编织成香港早晨独特的节奏，冷静、高效，与我心中因即将拜会一位传奇长者而泛起的微澜，形成奇异的和弦。

昨夜整理“星链计划”第二阶段构想，忙到凌晨一点。但睡眠出奇的好，没有做梦，也没有中途醒来。也许是因为昨天在艺术馆的沉思，让那些盘踞在脑子里的焦虑暂时找到了安放的位置。

七点，我换上简单的白衬衫和卡其裤，没有叫醒高军，独自下楼。半岛酒店的大堂此时还很安静，只有几个早起的住客在看报纸，咖啡厅里飘出烘焙的香气。我穿过旋转门，走进香港湿润的晨风里。

沿着梳士巴利道往尖沙咀码头方向走。这个时间的维港，和夜晚的璀璨完全不同。海水是沉静的灰蓝色，对岸中环的楼群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天星小轮已经开始运营，船上零星几个乘客，大多是拎着公文包的上班族。

我在码头边的长椅上坐下，看着海水缓慢起伏。

今天要见陈基业老先生。

昨天高军已经详细介绍了这位潮汕商人的背景：陈家三代下南洋，祖父19世纪末到新加坡做苦力，父亲在马来亚开橡胶园，陈基业这一代将家族生意拓展到航运和贸易，九十年代开始回流香港投资。但真正让我在意的，不是他的财富规模，而是他另一个身份——南洋华侨文化研究会的名誉会长。

一个商人，却热衷于文化传承。

这样的人，要么是附庸风雅，要么是真的有情怀。

九点半，高军准时敲响房门。他今天穿得比较正式，深蓝色西装，领带是沉稳的暗纹。“小田总，车已经备好了。陈老先生约在上环的‘陈勤记’，一家老字号潮汕菜馆，据说已经开了六十年。”

“私人包厢？”

“是，静室。陈老先生特意交代，今天只谈文化，不谈生意。”

这句话有意思。只谈文化，不谈生意——但往往，不谈生意的会面，才可能谈出最深的生意。

上环，永乐街。

与中环的现代繁华不同，上环还保留着老香港的韵味。街道狭窄，两边是骑楼建筑，底层商铺卖着参茸海味、茶叶药材、传统糕点。“陈勤记”的招牌夹在一排老字号中间，黑底金字，漆面已经斑驳，但字体遒劲有力。

推门进去，一阵凉意扑面而来——不是空调的冷，是老建筑特有的阴凉。店内装修古旧：红木桌椅、青砖地面、墙上挂着泛黄的老照片和书法条幅。伙计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白色唐装，看见我们，微微躬身：“田先生？陈老先生在二楼静室等候，请随我来。”

木楼梯很窄，踩上去发出咯吱的声响。二楼只有三个包厢，伙计推开最里面的一扇雕花木门：“陈老先生，客人到了。”

静室不大，约十五平米。一张八仙桌摆在中央，四张太师椅。靠墙有博古架，摆着几件青花瓷器和紫砂壶。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一幅字，用狂草写着四个大字：

根在唐山

落款是“陈基业，丁丑年冬”。

一个身影从窗边的藤椅上起身。陈基业老先生，比我想象中更清瘦。他穿着浅灰色的绸褂，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皱纹深刻，但眼睛异常明亮——那种明亮不是年轻人的清澈，是经历岁月淘洗后的通透。

“田小友，久仰。”他开口，潮汕口音浓重，但吐字清晰，“请坐。”

我微微躬身：“陈老先生好，劳您久等。”

“无妨无妨。”他摆摆手，示意我坐在他对面，“我每日清早都会来这里，喝壶茶，看看街景。人老了，就喜欢在这些老地方待着，有味道。”

高军识趣地说：“陈老，田总，你们聊，我楼下等。”

“高先生也一起坐。”陈老却叫住他，“今日不谈商务，无需避讳。人多，茶更香。”

伙计开始泡功夫茶。全套潮汕茶具：朱泥小壶、三个白瓷杯、茶盘、茶则、茶针。陈老亲自操作——烫壶、置茶、高冲、低斟，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茶香随着蒸汽袅袅升起，是单枞的蜜兰香，浓郁醇厚。

第一泡茶，陈老将三个茶杯排成“品”字，壶嘴贴近杯沿，匀速巡回注茶，最后将壶中余茶滴入每个杯子，这叫“关公巡城，韩信点兵”。茶汤橙黄透亮。

“请。”他示意。

我端起最小的那个杯，先闻香，再分三口饮尽。茶汤入口微苦，随即回甘，喉韵悠长。

“好茶。”我说。

陈老笑了：“田小友懂茶？”

“不懂，但能喝出用心。”

“好一个‘喝出用心’。”陈老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这茶是我老家潮州凤凰山的，树龄超过百年。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回去一趟，看着采茶、晒青、做青、炒青……全程盯着。茶如人，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他放下茶杯，目光温和地看着我：“李泽明总编跟我提过你，说你是少年天才，写书、做音乐、办公司，样样都成。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你在书里写的那句话——‘历史不是过去，是我们每个人正在呼吸的当下’。”

那是《明朝那些事儿》第一卷序言里的话。我没想到陈老会记得这么清楚。

“年少妄言，让陈老见笑了。”

“不是妄言，是悟言。”陈老身体微微前倾，“我在你这个年纪，还在南洋的橡胶园里帮工，每天天不亮就要去割胶，手上全是伤口。那时候哪懂什么历史，只知道要活下去，要让家里人吃饱饭。”

他顿了顿，眼神望向窗外，仿佛穿透时间，看到了另一个时空。

“但我祖父常跟我说，我们陈家的根，在唐山。”

“唐山？”我轻声问。

“对，老华侨都这么叫——唐山，就是中国。”陈老收回目光，“我祖父是光绪年间‘过番’的。那时候潮汕大旱，饿殍遍野。他跟着同乡，坐‘大眼鸡’船下南洋。船小人多，像沙丁鱼挤在舱底，漂了两个月才到新加坡。上岸时，同船一百多人，死了三十几个。”

他的语气很平静，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正是这种平静，让那些字句有了更重的分量。

“祖父在新加坡做苦力，修铁路、挖锡矿、种橡胶。累死累活，一天挣不到一顿饱饭。但他每个月都会去当地的‘义山’（华人公墓），给那些客死异乡的同乡扫墓。他说，这些人到死都没能回家，魂魄还在海上飘着。”

茶又续了一泡。陈老继续讲。

“到我父亲那一代，情况好了些。他在马来亚开了个小橡胶园，慢慢攒下家业。1941年，日本人打过来，橡胶园被征用，父亲被关进集中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人，躲进山里的华人村落。那三年，我们吃木薯、野菜，不敢生火，怕冒烟引来日军。”

“战后，父亲重振家业。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村里捐建了一所华文小学。他说，钱可以丢，命可以丢，但文化不能丢。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如果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连祖宗的话都不会说了，那就算赚再多钱，也是无根的浮萍。”

陈老讲得很慢，偶尔停下来喝茶。高军在一旁静静听着，连呼吸都放轻了。

“所以我从小，白天上英文学校，晚上去华文夜校。父亲说，英文是谋生的工具，中文是做人的根本。”陈老看着我，“田小友，你现在做文化，可知道‘文化’二字，对海外华人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