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潮声入耳 台北行纪（2/2）

我压下内心的震动，礼貌地伸出手：“张博士，您好。久仰大名。”

“田浩彣……好年轻。”张汝京握手很有力，眼神温和但透着精明，像是工程师在审视一个精密零件，“做音乐好啊，陶冶性情。来，进来坐，别客气。”

走进别墅，内部装修是现代简约风格，但处处透着品味。客厅很宽敞，挑高的天花板，一面墙是整排的书架，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塞满了中英文书籍。我快速扫了一眼——大多是科技、经济、历史类的书，《半导体物理》、《集成电路设计》、《国富论》、《资治通鉴》……另一面墙则挂着几幅抽象画，色彩大胆，笔触狂放。

已有七八个人散坐在沙发和单人椅上，年龄多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穿着都很随意——毛衣、衬衫、休闲裤。没有人打领带，但每个人气质都不凡。他们正低声交谈着，面前放着茶或红酒，气氛轻松自在。

李宗盛显然是常客，和几位熟人打了招呼，然后带着我在角落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下。张汝京作为主人，忙着给大家斟茶倒水，丝毫没有大人物的架子。

“老张，别忙了，我们自己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笑着说。

“应该的，应该的。”张汝京倒完茶，在中间的单人椅上坐下。

聚会果然如李宗盛所说，很放松。没有固定议题，大家天南海北地聊。

聊台湾的股市——最近涨得厉害，但泡沫迹象也开始显现；聊美国的互联网泡沫——纳斯达克指数疯涨，人人都说这次不一样；聊大陆的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得热火朝天，外资像潮水一样涌进去。

也聊最新的半导体技术进展——0.18微米制程开始量产，铜互连技术开始应用，晶圆尺寸从8英寸向12英寸过渡……

我在旁边静静听着，不轻易插话，但每一句都听得很仔细。这些人，是台湾经济起飞的中坚力量，是科技界、金融界、实业界的精英。他们的视角和信息，是普通媒体上看不到的，是藏在冰山下的八分之七。

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大陆的产业发展上。

一位搞风险投资的老先生叹了口气，抿了口茶：“大陆市场是大，人口多，潜力无穷。但基础太薄弱了。尤其是高科技领域，人才、技术、资金，都缺。现在全世界半导体产业都在向台湾和韩国集中，大陆想追，难啊。”

他顿了顿：“我去年去上海张江看过，园区还在规划，厂房都没建几栋。政策支持力度倒是大，但有些事，不是光靠钱和政策就能堆出来的。核心技术，人家捂得死死的，专利壁垒高得像城墙。”

另一位搞贸易的接口道：“而且大陆那边，产业链不完整。设计、制造、封装、测试，整个链条都缺环节。你要做芯片，光有设计没用，得有厂给你流片。可建一条8英寸生产线，动辄十几亿美金，还得有技术授权，有人才团队……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张汝京一直安静地听着，手里端着茶杯，热气袅袅上升。这时他才放下茶杯，陶瓷杯底与木质茶几接触，发出轻微的“嗒”声。

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带着一种工程师特有的、实事求是的语调：

“难，当然难。但再难，也得有人去做。”

所有人都看向他。

客厅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虫鸣，唧唧唧，像在给这场对话打拍子。

“我这两年，经常回大陆看看。”张汝京的目光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上海、北京、深圳，都去了。看到很多地方，确实还落后。基础设施不行，人才储备不足，产业配套缺失。”

他话锋一转：“但也看到很多年轻人，眼睛里有光。在复旦、在交大、在清华，那些学生，想学，想干。他们知道我们落后，但憋着一股劲，想追上来。”

他环视众人，眼神里有一种沉静的力量：“缺技术，我们可以去引进，去消化，去创新。缺人才，可以培养，可以吸引。大陆每年那么多理工科毕业生，只要给他们机会，给他们平台，他们能成长得很快。”

“缺资金……”他顿了顿，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敲，“那就更需要我们这些在外面有点积累的人，想办法，搭桥，铺路。”

他的语气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挥舞手臂，只是一种平实的陈述。但里面蕴含的力量，却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动容。那是一种基于理性判断的信念，是一种看清了所有困难之后依然选择向前的勇气。

“张博士，听说您最近在筹划一件大事？”那位搞风险投资的老先生试探着问，语气里带着敬意。

张汝京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常想，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也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在台湾出生、成长，受中华文化熏陶，又去美国学了技术、见了世面。”

他的声音很平和，像是在聊家常：“现在，大陆在崛起，需要技术，需要产业。我们能做什么？”

他环视众人，目光一一扫过每个人的脸：“或许，就是做个桥梁吧。把海外的技术、人才、管理经验，带回去，帮助大陆建立起自己的、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半导体，这是现代工业的‘粮食’，是信息时代的‘原油’。一个国家，不能永远指望别人施舍粮食。”

“那可是个无底洞啊，张博士。”有人提醒，语气里带着担忧，“一条8英寸晶圆生产线，动辄十几亿美金起。而且技术更新换代极快，今天投下去的钱，明天可能就过时了。投入巨大，风险极高。大陆那边……有这种决心和持续投入的能力吗？”

张汝京沉默了片刻。

客厅里只有呼吸声和窗外虫鸣。

然后他抬起头，目光坚定：“决心，我看到了。从高层到地方，从政府到学界，我接触过很多人，他们是真的想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至于投入和能力……”他轻轻吐出一口气，“事在人为。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我这一辈子，搞技术，搞管理，在德州仪器干了二十年，在台湾也做了几年，积累了一些经验，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他的声音变得更轻，但每个字都重如千钧：“如果能用这些，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哪怕只是铺一块砖，垫一块石头，我觉得，值了。”

值了。

两个字，轻飘飘的，落在安静的客厅里，却像巨石投入深潭。

我坐在角落，手里握着微温的茶杯。陶瓷的温热透过掌心传来，但我的心脏却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一下，一下，像鼓点敲在耳膜上。

张汝京的话，像一把锤子，敲在我心上。

前世，我知道张汝京后来回国创办中芯国际的壮举，知道那是一条多么艰难、多么坎坷的路——技术封锁、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国际诉讼……也知道这件事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意义有多么重大——那是从零到一的突破，是打破垄断的第一步。

但那只是历史书上的几行字，是新闻报道里的宏大叙事，是茶余饭后的谈资。

此刻，亲耳听到他在这样一个私密的场合，用如此平实却坚定的语气说出这番话，那种冲击力是完全不同的。

你能感受到那平静话语下，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工程师最朴素也最炽热的家国情怀。那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他清楚地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难——资金、技术、人才、国际环境，每一个都是巨大的障碍。但他还是选择了向前走。

因为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

而我呢？

我重生回来，利用先知，写畅销书，做流行音乐，开网吧，搞软件，布局商业版图。这些事有意义吗？

有。

它们让我积累了财富、影响力，让我能帮助身边的人，让我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潮流。我让周杰伦的专辑更早成功，我让好网吧系统惠及更多小网吧主，我让“星海现场”成为独立音乐人的舞台。

但和张汝京正在筹划、并即将投身的事业相比呢？

音乐是精神食粮，能抚慰心灵，能塑造认同，能传承文化。

芯片是工业粮食，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在科技竞争中不被卡脖子的命脉。没有芯片，你的手机会变成砖头，你的电脑会变成废铁，你的导弹会失去眼睛。

文化产业可以丰富生活，可以输出价值观。

但半导体产业，是真正的国之重器。它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上限，是高端制造业的皇冠明珠。

我那些通过“aurora music”赚到的版权收入，通过离岸公司谨慎积累的资金，有多少？

我快速心算了一下：周杰伦专辑分成，好网吧系统收入，图书版税，加上一些零散投资回报……满打满算，扣除运营成本和必要投入，能动用的现金，折合美金大概也就……

五百万左右。

五百万美金。

在张汝京所说的“十几亿美金起”的晶圆厂面前，这是什么概念？

杯水车薪。

甚至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可能只是杯子上凝结的一滴露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得无影无踪。

一股巨大的、混合着敬佩、惭愧和紧迫感的情绪，攥住了我的心脏。

敬佩于张汝京的格局和担当——他本可以在台湾过着优渥的生活，享受行业泰斗的尊荣，但他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

惭愧于自己之前的沾沾自喜和格局局限——我还在为专辑销量沾沾自喜，为网吧系统的小成功得意，却忘了看更远的地方。

紧迫于——时间不等人。现在是1999年，中芯国际2000年就会成立。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在快速迭代，台积电、三星都在狂奔。大陆如果再不起步，差距会越拉越大。

我必须更快地积累力量，更大规模地汇聚资源。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真正的机会来临时，我有能力做点什么——哪怕只是投一点钱，哪怕只是引荐一个人，哪怕只是发出一声呐喊。

聚会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台湾的政治生态，美国的总统大选，甚至聊到了养生和茶道。

但我后面的时间，有些心不在焉。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张汝京的话，以及那冰冷的数字对比。

五百万 vs 十几亿。

一滴水 vs 一片海。

离开时，夜已深。山间的风更凉了，吹在脸上有针扎般的刺痛感。天空是深邃的墨蓝色，几颗星星在云层缝隙中闪烁，光芒微弱但执着。

李宗盛开车送我回酒店。山路蜿蜒，车灯照亮前方一小片路面，两侧是浓得化不开的黑暗。

“怎么了？”李宗盛看了我一眼，目光在仪表盘的微光中显得很温和，“从张博士那儿出来，你就一直不说话。”

“在想张博士说的话。”我如实说，“很受震动。”

李宗盛点点头，双手稳稳地握着方向盘：“汝京兄是真正做大事的人。心有大义，行有静气。我们搞音乐的，是在人心上耕耘。他们搞科技的，是在国家筋骨上用力。都很重要，但分量不同。”

“是。”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树影，“分量不同。”

回到酒店房间，已经快十一点了。我没有立刻休息，而是打开笔记本电脑，连上电话线拨号上网——1999年的网速慢得像蜗牛，拨号音吱吱呀呀响了半分钟，才终于连上。

我打开邮箱，给高军和赵律师分别写了一封加急邮件。

给高军的邮件内容很直接：

“立即启动‘星海文化’及关联公司近三个月的现金流盘点。我需要一份最保守的、可动用资金总额预估报告。同时，加快周杰伦专辑后续回款的催收和归集。所有非必要开支，暂停或削减。优先级：保留核心业务投入，压缩行政和营销费用。”

给赵律师的邮件更具体：

“维京群岛及开曼离岸架构搭建完成后，第一时间将‘aurora music’现有及未来可预见版权收入，按照我们商定的最优化税务路径，归集至离岸控股公司。

同时，请重点研究以离岸公司为主体，设立一支专注于‘前沿科技与半导体产业链早期投资’的专项基金的可能性。我需要法律和税务上的可行性方案，以及初步的操作路径。

时间紧迫，请尽快。”

点击发送按钮，邮件带着轻微的“嗖”声传了出去。那个年代还没有进度条，你只能盯着屏幕，祈祷网络不要断线。

发送成功。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出张汝京平静的面孔，他说话时温和但坚定的眼神，还有那句“总要有人先迈出第一步”。

窗外，台北的灯火依然璀璨。101工地的塔吊还在作业，红色的警示灯在夜空中规律地闪烁，像这座城市的心跳。

一夜无眠。